谢宜静 2019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本科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故乡，在异乡月下时总是不禁感叹和回想。好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乡，就像生命成长起始地一样的身份密码。但当这个问题抛向这样一群人——新市民子女，他们可能经过一番犹豫和思考后，才能回答你。对于他们而言，故乡似乎可以是乡村，也似乎是城市，摇摆之间总是有所犹疑。我们不免疑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摇摆？影响故乡定位摇摆的因素有哪些？他们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本文意从社会认同的角度，用访谈调查的方法进行相关问题探析。
一、关于故乡的摇摆定位
在现代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近年来市民化趋势明显，大量新市民和新市民子女随之产生。新市民作为城镇新的血液，在城市里生根发芽，工作生活，享有着和城市原居民基本无二的生活权利，他们的子女跟随他们的脚步，多数是在城市里出生、上幼儿园、读中学、考大学，从小浸润在都市或城镇文化的氛围里，和原市民家庭的孩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但在笔者的调查中，问到故乡时，可以看出新市民子女犹豫之间对于故乡的摇摆定位。故乡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长期居住和生活过，并对其产生归属或依赖等情感认同的地方。依照这个标准来回看新市民的故乡，我们很容易可以得出，他们的故乡是农村。从时间上看，他们的绝大部分童年时光在那里度过；认同情怀上看，农村几乎承载了所有他们关于成长时期的记忆，有着浓烈的依赖和归属情怀。家中浊酒看陇上月、池下青蛙和油菜花，年节大事祠堂聚，甜果蜜枣敬灶神，这些乡村美景、风俗都留在他们脑海中关于故乡的记忆里。但当我们用同样两个角度看待新市民子女之故乡时，却很难得出一个确定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所居城市无疑是他们的故乡首选——他们在城市里长大，在城市环境和文化的氛围中成长。但是从认同情感上看，在某种程度上，新市民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城市的“新居民”，对于城市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尚不能完全地融入，同时受到传统的“认祖归宗”的传统思想和父母的故乡引导，他们在心理认同意义上往往有一个亲切熟悉而又陌生疏远的“老家”的形象存在。这就造成了新市民子女在故乡定位时，时间意义上的故乡和情感认同上的故乡的割裂。
二、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寻认同依归
要解决新市民子女故乡的定位问题，我们不得不着眼于在故乡定位中他们的摇摆点，即故乡定义的并列因素——产生归属或依赖的情感认同。“认同”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社会认同”，即个体认识到他 （或她）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剖析清楚新市民子女的认同感，我们就可以对其故乡的确定更进一步。也就是说，如果确定了他们的认同感是归依于哪里，我们就能捕捉到他们摇摆故乡的位置。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认同感呢？
从“社会情境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出发，也许我们能找到答案。“社会情境”指的是与个体直接联系着的社会环境，也即与个体心理相关的所有社会事实的一种组织状态。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都会和社会环境有一定联系。在不同的社会情境刺激下，人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同理，对于乡村或是城市的认同感也受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个正向的社会情境下，人们很有可能会对该地有更高的社会认同感，而在负向的社会情境下，则会产生更低的社会认同感，从而影响他们对于故乡的定位。“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社会记忆中正向的个人记忆、社会习惯记忆，无论是从个人生活记忆感受来说，还是从集体拥有共同记忆的集体意识来看，都会积极作用于他对于该社会的认同感，反向的记忆则会稀释减弱其认同感。新市民子女对于乡村或城市的社会记忆同样地会影响他们的认同感。
（一）访谈调查人群确定
根据以上两种理论，笔者进行了针对性的访谈调查，划定了特定的调查范围以控制变量。调查目的地设置为自己的出生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赣州在2019年之前有“赣南十八县市”之划分，即一个地级市（赣州），两个县级市（南康、瑞金），十五个县，（赣县、兴国、上犹、崇义、大余、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寻乌、安远、会昌、石城、于都、宁都）周边县市如雨点般围绕赣州市密集分散，赣州市作为长期来唯一一个地级市，集中了绝大多数的发展潜力，章贡区作为赣州的中心市区，更是有更为优厚的发展资源，吸引周边县市大量农村人口迁入，由此为新市民子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同时，笔者同时框定了所调查的新市民子女的年龄范围，大致在20岁左右，并且都是随父母从周边原“十八县市”迁入到赣州市章贡区市区生活，他们对故乡概念有着相对清晰的认知，对于认同和归属感也有较明晰的判断，能够代表居住在赣州市章贡区城区的新市民子女，符合本文所探讨的人群条件。
（二）社会情境理论下，关于城市的社会认同
从社会情境理论出发，我们需要着眼于影响新市民子女认同感的社会环境，也就是乡村或城市社会环境在心理层面对他们的影响，基于本文来看更侧重于受访者的城市环境情境，即赣州市章贡区的环境情景。本文主要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相关方面进行调查，分别是：生活满意度、城市体系满意度、城市文化融入度、与本地人交往亲密程度。依照这四个方面，在访谈中分别围绕了针对性的问题进行探究，笔者为每个问题赋予1~10分的分值，分值的高低对应满意度的高低，再对6位调查对象有关章贡区城市社会情境的反馈进行量化处理。
图表 1 城市社会情境满意度
由关于社会情境理论方面的调查可以看出，总的来说，生活在章贡区的新市民子女对该城市有较为正向和积极的社会情境满意度，随即产生对该城市更加积极的心理反应，正向的依赖感和认同感也随即产生。
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城市提供的一切都是令他们近乎满意的。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环境，给他们带来了舒适和满足的生活体验，较为完备的城市体系满足了他们生活和发展的需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文化融入和人际关系的量化结果看似不太理想，却是可以解释的。在访谈中了解到，尽管大多数人都存在方言不通的问题，但并不觉得这会影响到自己对于该城市的融入。首先，赣州城有“老城”和“新城”之分，赣州方言多在老城老一辈中使用频繁，而在新一代青年中比较少见，因此在受访者的交际圈内少有该地方言的影子。同时，新市民在初迁该城之时，总会选择在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城扎根，于是新市民子女的社会交际空间也多在使用本地方言较少的新城。再有，周边县市人口流入，让赣州市章贡区已然成为了周边县市汇集的大熔炉，具有多元的文化交融特点，方言使用各异，人们为了方便沟通也多常用普通话。这也是为什么受访者交际圈中赣州本地朋友占比较少，在他们的交际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他们一样新注入章贡区不久的新子女们，同时，这并不能证明他们有着人际关系方面偏弱的城市融入感，因为如果相较于爸爸妈妈老家的朋友，赣州本地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并且，受访者普遍拥有和构建了自己在赣州城（包含其他新市民子女在内）十分完善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也是他们在城市融入感的体现。
由此说来，除文化融入和人际关系两方面由于特定因素带来些许误差，调查总体呈现了受访者对于该城较为满意的环境状态，有着积极正向的社会认同。那么对于乡村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是否也具有如此积极正向的认同感呢？二者之间认同感又是怎样权衡的呢？这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于自己故乡的定位。我们需要借助“社会记忆理论”寻找答案。
（三）社会记忆理论下，关于乡村的社会认同
从社会记忆理论出发，乡村或城市的社会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会对新市民的认同感产生不同影响。社会记忆更侧重于受访者对于乡村社会的记忆，即父辈生活的老家（后简称为老家）。社会记忆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剖析，个人经历的满意度、集体记忆的影响程度、乡土关联的密切度。依照这三个方面，在访谈中也分别设计了针对性问题进行探究，也对相关社会记忆的反馈进行了量化处理。
图表 2 乡村社会记忆满意度
从社会记忆理论的相关调查中，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老家的总体量化结果显著低于城市量化结果，也就是说，单纯从数值方面看，他们对于老家的社会记忆感受带给了他们相对中等的心理层面的认同体验，并不如社会情境中关于城市调查的那般积极正向。那是否他们的认同感也可以通过数值进行简单的对比计算，从而得出乡村认同感低于城市认同感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关于故乡的认定中，6位受访者或摇摆或相对坚定地，都选择了老家作为他们的故乡。在社会记忆量化不占优势的前提下，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对于故乡定位的判断？或是其中什么因素加以更高位的权重，并成为了增加认同感的关键力量。
回到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个人经历的满意度、集体记忆的影响程度、乡土关联的密切度量化三个角度的分值量化并不平均，他们有着很明显的差异，但6位受访者是近乎一致的。其中居于高程度或频次的几个方面有：逢年过节频次、亲戚网络、乡土教育。在调查中也了解到，6位受访者之于老家的乡土关联程度是很强的，几乎每逢重大节日都会随父母一道回到乡村老家，且不论每次回老家停留时间长短，他们对于在乡村老家度过的中国重大传统节日鲜有缺席，这样的回归频次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生活时间较短、记忆时间有限的前提下，他们仍能有着相对清晰或不至于十分模糊的集体记忆。
另外，家族亲戚网络的分布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6位受访者的亲戚关系网络都不约而同地大多分布在、留存在乡村老家，亲戚关系网络的所在强化了他们对“家族”意识的认知，他们看亲戚关系网络，就像是树梢上刚刚绿熟的夏叶看百年大树的交错支脉一样。的确，他们和乡村老家的亲戚没并无“过多交情”甚至是“不熟”，七大姑八大姨名字也会弄混，好似渐渐疏离的亲戚关系才是当今现代化的趋势，其实不然，调查发现新市民子女之于亲戚们的“不熟”并不妨碍对于血缘或亲戚网络关系的认定，并不妨碍中国千年来乡土情结的传承，就像绿叶关系最好的朋友可以是空气和小鸟，而这并不妨碍绿叶之间存在的共通。
其次，乡土教育对于集体记忆、乡土情结意识的强化也有很大作用，调查发现，虽然受访者父母对他们少有“你是xx人”之类的认祖归宗性质乡土回归教育，但常常在生活中会与子女们说起关于自己在乡村老家的旧事，这在有意无意中已然将父母之于乡村的集体记忆延续到了子女的记忆中，也就强化了子女对于乡村的集体意识和回归意识，更何况置身于中国——有几千年乡土文化历史的国度，乡土文化价值观本就很容易能得到激发或强化。
于是，亲戚网络、逢年过节回归频次、乡土教育三个因素极大地作用于他们对于乡村老家的情感认同，突破和甚至跨越了乡村物质生活条件、人际交友、生活时间等等因素的劣势和不足，进而成为新市民子女对于乡村认同感中的关键性因素，让他们也有着对乡村极为正向积极的情感认同。
结语
综上所述，二者皆有认同感的新市民子女们，同时归依于城市和农村，摇摆之间的故乡定位取决于他们对于认同感的权衡。对于新市民子女而言，从社会情境理论看，他们有着对于现居城市生活的极强满意度、熟悉感、融入感，在物质条件、生活交际圈等等各方面，都满足了他们对于一个好的生活空间的想象，基本从小生活在这座城市，对于城市也有较强的熟悉与亲切感，同时，在城市里他们也有着对于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几乎没有孤立感或外来人身份的感受。因此，他们对于城市有着一定认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居城市已然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故乡。但因他们特殊的身份——新市民子女，于是我们进行了下一步的讨论。关于乡村，从社会记忆理论来看，他们对于乡村认同感的产生受到了有限居住记忆、人际关系、稀疏人际关系、较差物质条件的层层阻碍，但却因亲戚网络构建、逢年过节回归频次、乡土教育等方面极大作用于他们乡土意识，让新市民子女自发自觉地产生家族认同和回归意识，从而产生了对于乡村的极大认同，使之成为他们印象中自己应属的故乡。
诚然，本文在探析和调查中存在着调查体量较少、范围有限、受访者年龄局限等等不足，在统计量化方面也缺少专业性的考究，对于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亦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就本文所调查结果而言，我们发现新市民子女之所以对于故乡摇摆不定，原因在于他们的认同感一分为二，归于两处了，一处连结着从小熟悉生活的城市高楼，一处连结着宗族乡土的乡村大树。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对于他们自己个人而言，故乡就是城市，对于他以及所联结的家族而言，故乡是乡村。但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教育下，一个人的存在从来不与家族相割裂，当你细细究问时，他们更愿意依从内心中乡土宗族的那个故乡，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乡土思想惯性的结果。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家族意义上的故乡也会发生改变，如今所谓的“新迁入地”，也变成了后世的“老家”，如今的新市民子女，成为了后世称道的第二代祖宗前辈。或许城市和乡村也从来不应是二元对立的，城市的原住民也可能是乡村的第几十代人而已，新市民子女对于故乡的摇摆定位是历史过渡中常有出现的正常现象。
注释：
1.新市民子女即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第一代城镇新居民的子女。市民化是指在农村人口经历城乡迁移和职业转变后，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将农村户口改为城镇户口，获得永久居住身份并长期居住于城镇，享有城镇居民同等权利福利，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
2.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6.11%。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突破50％后仍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3.社会认同理论由亨利·塔菲尔（Tajfel） 、约翰·特纳（Turner）等人提出并完善，并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 (或她)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由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基本历程组成。
4.“情境”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W.I.托马斯与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一书中提出，社会情境包括3类：即真实的情境、想像的情境与暗含的情境。社会情境往往被个体所意识到，并直接影响着个体心理。
5.社会记忆理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最先提出，多指社会群体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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