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第六讲——辽宋金元

发布者:傅橙薪发布时间:2020-12-03浏览次数:188



      11月19日晚,中国通史系列讲座“星期四晚上”的第四讲在四十四号楼一层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系列讲座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办,为期两个月,共八场。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主讲,聚焦于辽宋金元时期的历史图景,分别就第二个“南北朝”、两宋时代与中国“近世”说、北族王朝的新面貌、蒙古帝国与中华大一统四个问题展开细致的讲授。






one

“南
朝”


北宋辽全图                           南宋金全图

      这段历史时期值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南北朝”。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观点呢?首先,宋朝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它的疆域过于狭小。其次,唐代后期疆域大幅度收缩,与之伴随的是东亚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最后,北族政权兴起,如契丹、女真的强大使得中原的国防政权的重心由西北地区转向东北地区。因此,从今天中国疆域的分布来看,学者们把宋朝以及和宋朝相持的政权放到一个大的地理单元里,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第二个南北朝”的观点是成立的呢?党老师指出,无论是从今天中国的疆域分布来看待当时的国家格局,还是从时人的看法来看:这一观点都是成立的。北方的契丹是“北朝”,南方的北宋就是“南朝”;北方的金朝是“北朝”,南方的南宋就是“南朝”。宋辽之间有澶渊之盟,双方约定为兄弟之国并划定了边界;金和宋之间有绍兴和议,同样划定了南北疆界。这种地理上的南北观点非常明确。而从时人的看法来看,南北朝的观念同样是宋人脑海里非常明确的观念。北宋曾派使者彭汝砺到辽朝去庆贺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生日,作诗曰:往来道路好歌谣,不问南朝与北朝。但愿千年更万岁,欢娱长祗似今朝。因此,宋所面临的整体环境就是一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再来看南和北究竟是如何划分的。党老师指出了三个方面,一是有形的自然物分界,如高山、大河;二是无形的以降水量作为标准的等降水量线分界,重要的如400毫米、8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三是人为的国家力量的伸展和收缩,如后晋的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给汉族地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以上都是南北划分的一些影响因素。


      最后,党老师强调,这段历史时期既是一个南北对峙的阶段,但同时又有一个“都是中国”的认同。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非汉族政权,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国,只是在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下,不同立场角度对于中国正统的认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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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代与中国的“近世”



      第二个非常有意思的学说就是“宋朝中国近世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宋时代的社会图景。


       首先,宋朝政权存在着非常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外部压力:在王朝前期主要来自北方强大的辽朝政权和西北军事力量强悍的西夏政权。内部压力则来自掌握着军事力量的将领难保忠诚,有着自唐朝中期以来经常颠覆皇权的传统。这些都给北宋政权带来了压力。


      政治方面,宋朝的政治准则就是谨慎因循,出台政策必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能不修改无关紧要处就尽量不改。因此,在解决政权内部压力的问题时,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条策略,制度上改革节度使、军队改由国家直接控制、设置转运使分管地方财权,通过这一系列周密的制度改革来确保策略的实现。宋太宗对太祖之治的总结是“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也成为宋朝政治始终遵奉的祖宗之法。


      宋朝政权从正面进行的制度建设有两条,一是“立纪纲”,二是“召和气”。“立纪纲”是指国家要想达到理想的人治状态就要有规范的制度可循。“召和气”是指建设和谐社会,使得人心有感,化灾为福。这种制度建设准则落实到科举上即有当时的“糊名”、“誊录”、“锁院”等制度,使得大批“寒俊”凭借真才实学进入官僚队伍。


      两宋时期,教育很普及,普通的社会下层人士都能够识字。启蒙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启蒙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广博而深厚的基础。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宋朝立国“道理最大”,崇尚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所以文化极其发达。文学上讲“唐宋”,绘画上讲“宋元”,学术思想上讲“汉宋”。市井文化发达,词曲、小说、话本层出不穷;精英文化发达,洛学、蜀学、闵学等熠熠生辉,可以说将中国的思想认识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朝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党老师提到,有学者认为宋朝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革命”。宋朝时期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学者称之为“绿色革命;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出现,称之为“商业革命”;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称之为“货币革命”;城市面貌较前代发生巨变,称之为“城市革命”;“三大发明”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称之为“科技革命”。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表现,很多史学家都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发展到宋朝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五代则是中间的过渡时期。



three

北族王朝的新面貌
      我们所讲述的这个历史时期里,北方民族政权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无论是辽、夏、金都不再是中原王朝的附庸,而是和中原王朝长期对峙的状态,讲求和宋朝的对等关系。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就提出了“征服王朝”的概念来解释这个时期的北方民族政权与之前少数民族政权的不同。那么,这些不同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不同于十六国时期那些迅速兴起又迅速灭亡的政权,这些北方民族政权可以长期存在,和较强大的中原王朝可以长期对峙,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已经发展成熟。第二,他们的领土疆域兼跨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区,既有农耕地区,又有游牧地区,是一个复合体政权。他们不会像以前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将故土舍弃,把政权完全建立在汉族地区。他们把祖宗根本之地看成是领土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族属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

无论是辽、夏、金还是元,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都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族群政策方面,都实施差异化的统治。与现在的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不一样,他们的民族要分出等级来,统治民族占第一等。这在国家政治没有那么稳固的时候容易演化成激烈的民族冲突。第二,与族群实施差异化统治相伴随的,是政治制度的多元性。政治制度的多元性主要是为了保障统治族群的利益和保证能够牢固地统治汉族地区。例如,猛安谋克制度、怯薛制度、达鲁花赤制度。第三,在文化上都非常重视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一方面学习汉文化,一方面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非常重视。具体的表现有,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顽固地坚持本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珍视用本民族的语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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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与中华大统一


      蒙古本身是草原上一个弱小的部落,但是随着整个蒙古高原被成吉思汗建立的政权所征服,蒙古高原各部逐渐有了共同的认同。蒙古在成吉思汗的年代就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大蒙古国用了半个多世纪建立起东起于朝鲜半岛、西至东欧的大帝国,兼跨欧亚。

但是到元朝时期,大蒙古国就分裂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只是昙花一现。但单看元朝的疆域范围仍然很大。时人有说法道:“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党宝海老师谈及元朝建立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就是大中华的问题。首先,元朝政权在地方上设置行中书省,这是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创举。行省真正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就是从元朝开始。“省”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元朝对边疆地区格外用心,控制得十分成功。例如,两宋时代的云南仍是大理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而到元朝建行省,云南的行政管理一如内地,从此与中原密不可分,并且明、清时期云南都是统一政权的一部分;东北、漠北许多地区在唐朝只设羁縻州,而到了元朝就设立了直隶中央的行政机构;西藏地区在元朝正式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元朝时期对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奠基了大中华的雏形。以前的中国我们称之为“小中华”,而从元朝开始正式进入到“大中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