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文明史”系列讲座|第二讲——古代希腊罗马

在拉丁语中，罗马人常用“Res publica Romanorum”来称呼罗马帝国，意为“罗马共和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古早期。而在西欧伴随神圣罗马帝国的出现，Imperium Romanorum这一术语则开始被使用更多，直译为“罗马人的统治”，意为“罗马帝国”。而在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庭东部地区，他们仍使用前者，因此，对于罗马帝国术语的翻译主要是根据其后来的历史发展。

古代罗马帝国阶段。古代罗马帝国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是元首制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由屋大维·奥古斯都建立，在元首制下皇帝即为第一公民；其后为君主制时期（公元284年——），始于戴克里先。古罗马帝国的下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东部，公元565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去世，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改为希腊语；二是西部，公元476年，末代皇帝小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被废黜或在公元480年，西部末代正统皇帝奈波斯（Nepos）被暗杀，大致表明了古代罗马帝国的下限。

中世纪罗马帝国阶段。从17世纪开始，学术界将东部称为拜占庭帝国，以区分古代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罗马帝国，其首都的希腊语名称为Byzantium，而在拉丁语则称为Constantinople，意为君士坦丁皇帝的城市。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下，中世纪东部的人一般称自己为罗马人，西部称东部皇帝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公元800年，在西部地区，查理曼在罗马帝国称帝，并且用Res publica Romanorum称呼罗马帝国，而在12世纪以后，常使用Sacrum Imperium Romanum的表述，神圣罗马帝国的表述定型，也是今天意义上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来历。

拿破仑废除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圣罗马帝国。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开始出现德意志神圣帝国的提法。而从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神圣的”这个限定词，则意指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宗相联系，受到罗马教宗加冕的人则为皇帝，其所统治的地区即为罗马帝国，由此导致此时期的罗马帝国地理色彩较淡，其涵盖的范围也可大可小。

综上，从罗马帝国这一术语来看，罗马帝国可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最长的一个政治体，并包含了三个阶段：一是古罗马帝国阶段，亦即“罗马帝国的衰亡”命题所涵盖的时代范围；二是神圣罗马帝国阶段，此阶段宗教色彩浓厚。三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阶段。

拜占庭帝国从古代罗马帝国变为神圣罗马帝国，意味着东部罗马帝国转型成功。也促使了西方罗马帝国复兴与转型。那么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分开后，它们是如何走向不同的历史命运呢？

地理因素对罗马帝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苏格拉底曾说“我们就是一个池塘周边的青蛙”，这个池塘就是地中海。地中海为罗马帝国构建了一个文明与野蛮的世界。这种文明观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类似，即在地中海周边的族群即为文明，在此文明圈之外就是蛮族，甚至于两河流域的波斯也是野蛮之地，在罗马人看来，蛮族的标志之一即他们不会讲拉丁语和希腊语。因此，以地中海为中心建构的世界影响了罗马帝国的认同性。

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制度铺垫。对皇帝的称呼，除却元首之外，第二个称呼即是皇帝，意为军事统帅。皇帝被赋予公共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承担诸多责任与义务。例如，罗马帝国留下了宣誓的传统，所有公民需对皇帝宣誓效忠，皇帝也拥有缔结盟约的权利，而作为帝王不仅需要进行公正司法与维持和平，他们也需自掏腰包为军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当举行某种庆典时提供食物支持。

罗马帝国皇帝的产生机制有一套流程，首先由军队推举，然后元老院认同，最后人民接受这三个环节。此套机制的优点在于蕴藏了选贤任能的原则，亦为二世纪被称为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原因之一，而在这种选举文化下，使罗马帝国帝位传承的血缘色彩并不特别浓，虽然有诸多王朝，但持续时间都较短，这也直接导致了三世纪的危机。

三世纪出现了多个帝国。公元260年以后，出现三个帝国；从公元249年到284年，甚至出现了50位皇帝，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因为不同的军队可以选举不同的皇帝，由此也导致三世纪产生危机。

这一时期内，罗马人经历了很长一段的黑暗时期，史料非常少。经戴克里先改革才得以走出这段漫长的史料隧道，他率先推动了罗马帝国从元首制向君主制转化。戴克里先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在其即位之始，就出现历史上著名的四帝共治，他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一部分由一位皇帝管辖，称为“奥古斯都”，而每位皇帝又分别配备一名副手（接班人），称为“凯撒”。四个皇帝之间，需培育带有伦理道德色彩的兄弟之爱，这种兄弟之爱后来也被基督教大大发展。此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例如统兵与军事供给分离、划分四大军区、实行野战军制度、军团由30个扩充到60个、行省由60个扩充到120个左右。同时他也创新性地引进退休制度，但在他退位后，这种四帝共治的制度便开始崩溃。

戴克里先之后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一世也实行了改革。君士坦丁一世废除了戴克里先式四帝共治制度，恢复帝国统一，实现了权力的集中。他将首都从罗马迁都到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促使帝国政治中心东移。同时，他在戴克里先的基础上改革皇位传承，增强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得帝位传承更加趋于稳定。

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改革最终迎来了四世纪的复兴。四世纪时期，罗马帝国度量衡稳定、赋税稳定、物价稳定、铸造金币（Solida），建筑物以小为美等。从这时候开始，罗马帝国就踏上分而和平的政治道路，主动分为东、西两个帝国。在法律意义上，并没有单独的东部帝国、西部帝国，它们仍为同一个帝国。但基于分国的事实，罗马人也逐渐使用东部帝国、西部帝国的提法，在法典中也出现了单独的术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而和平的原则是罗马帝国主动的选择，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维系了和平，也培育了带有伦理道德色彩的兄弟之爱。

东部帝国与西部帝国是为什么走向不同的命运呢？6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需要对此负责。

君士坦丁的第一个失败即“东方战略”。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受基督教普世理念的影响，晚年时期欲东征波斯，征服世界。然而持续30多年的东征惨败，最终皇帝被迫签订卖国条约。在这一过程中，帝国军队部署的重心东移、东西部防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他的另一政策就是促成了基督教的胜利。基督教由东往西传播的过程中，其组织性不断增强，东部原来的长老制到西部后也逐渐变成集中领导的主教制，由此导致了东部与西部基督教会的差异。

君士坦丁的对手李奇尼发布了赦令，其内容包括：一是希望基督教徒尽量回归到帝国的宗教，二是基督教徒要维持公共秩序，三是基督教徒要为国家和皇帝祈祷。而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替君士坦丁辩护，将该赦令改头换面，称为《米兰敕令》，并归功于君士坦丁。

《狄奥多西法典》记载了一些关于教会的资料。首先皇帝要求教会保持意识形态的统一，必须以罗马教宗等为正统。其次是日常生活的基督教化。基督教通过改节日，建立新的宗教年历，最后消灭多神教徒，达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基督教化。此外，教会对帝国提供诸多支持。一是教会对帝权进行祝福，使帝权变成神圣的。二是基督教世界历史观中存在的四大帝国理论。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审判之前，最后一个政治体一定是罗马帝国，从而培养了有关罗马帝国延续性的文化认同感。由基督教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产生了一种超越族群、超越古典时代之文明与野蛮的新认同。统一的基督教信仰，消除了拉丁语教育所产生的文明与蛮族之隔阂。

需要强调的是，东西部教会之间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东部教会要靠宗教会议协商解决纷争、各地教会高度自治、教俗之间的界限不那么分明，而西部教会则逐渐成为最富裕的地主、领导“穷人”抗税，西部罗马教宗形成独立势力，具有极强权威，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甚至反抗政府。

帝国必须依靠蛮族。在4世纪由于基督教徒不当兵的原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由此引起帝国军队的蛮族化。

对“蛮族大迁徙说”的否定与解构。首先对北方蛮族属于日耳曼族假定的否定；第二是否定大迁徙的发生，那些军队都是应帝国的要求进入帝国境内当兵的。第三，这些蛮族长期在帝国的边疆定居，不是游牧民族，多为农耕民族。

蛮族迁徙，如竺可桢所言，受到了“气候变冷”的影响。根据传统的解释，蛮族入侵是西哥特人引起的。公元378年，发生了著名的亚德里亚堡之战，皇帝瓦伦斯被烧死，最终在公元410年，哥特人攻陷了罗马。除了传说在公元前390年罗马被高卢人占领外，罗马城在800年来第一次被外族占领，极大震动了罗马人。而在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杰罗姆甚至藉此大力鼓吹罗马这个世界之光被毁灭，大家要抛弃这个世界去修道。最终西哥特人决定与罗马人互相合作，用自己蛮族士兵的力量来保卫罗马帝国换得和平。

蛮族内迁的根本原因不在蛮族本身，而在帝国。庞大帝国的扩张，对周边分散的蛮族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为应对罗马帝国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帝国边境地区的族群通过与罗马帝国的交往，学习文明帝国，发展并建立起更加复杂的政治组织，最终成为与罗马帝国相抗衡的蛮族政治体。与此同时，意大利的罗马公民匮乏，皇帝掌握的经济资源捉襟见肘，帝国内部的危机与蛮族成长的双重作用，使得罗马帝国四分五裂。而匈人帝国的建立也鼓舞了其他蛮族帝国的建立，一步步摧毁了帝国大厦。可以说，西罗马帝国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扮演掘墓人身份的蛮族人谱写了西罗马帝国之后的历史轨迹，当意大利的蛮族将领不再勤王之时，皇帝也从西部消失了。

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有多种。以皇帝为中心而言，帝国经济的衰败、帝国重心东移、罗马教会的强大、军队蛮族化、各个地方被蛮族王国分割、匈人帝国的挑战以及皇帝缺乏土地资源、帝国缺乏男丁，加之意大利的蛮族将领不再勤王，最终导致西部没有皇帝，罗马帝国灭亡。而从帝国分割，分而和平的政治道路而言，西罗马帝国则是沿着帝国晚期的既定轨道一直往前发展，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欧洲，其政治体越分越细，传承了罗马帝国留下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西罗马帝国并没有衰亡，只是进行了转型。因此，既可以对“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命题进行探讨，我们也可以思考“罗马世界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