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开始，高岱老师指出，要让大家对英国史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需要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和阶段入手。英国对于近代世界文明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题目就是中英历史交流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使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关于英国
英国是一个岛国，现在的全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按2010年的统计，英国人口为6200万人，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左右。英国国旗是“米字旗”，国旗中带白边的红色正十字代表英格兰守护神圣乔治，白色交叉十字代表苏格兰守护神圣安德鲁，红色交叉十字代表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在中国流传范围很广的“英伦三岛”一词则与西方传教士误导有很大的关系。1623年，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介绍不列颠诸岛时这样说：“海岛极大者曰谙厄利亚（指英格兰）。曰意而兰大（指爱尔兰）”，“谙厄利亚……分为三道……”。他称的三道，当指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个组成部分。以中国州道府县的区划称谓译作道，应该说不算错，但这对中国人的理解显然有误导作用。雍正年间成书的《海国闻见录》，作者陈伦炯在书中首次对英国的地理位置有了明确的记载：“英机黎一国，悬三岛于吝因（指丹麦），黄祁（指德国），荷兰，佛兰西（指法国）四国之西北海”。陈伦炯第一次确认了英国的地理位置，并明确指明英国是个岛国。可也就是这个第一次，把英国称为三岛，一下就误导了国人几百年。因此在学术性刊物中，最好避免使用“英伦三岛”的说法。
在金雀花王朝（1154—1399年）时期，东西方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交流。一直到17世纪，英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都是以推崇为主。英国的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和英皇阁 （Royal Pavilion）中，都有仿照中式风格打造而成的建筑，以及带有中国元素的装饰、壁画等。
这种情况在18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随着与中国文化、商贸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英国国内政治与经济状况的显著变化，英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中国文化和器物表现出过分的推崇。特别是英国的一些船只先后到达中国的港口，在他们与中国官民的直接接触中，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英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最初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与刊物中反映出来的。例如当时英国著名的作家笛福在他所写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中，对中国几乎是全盘否定。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在各自的论著中谈到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就所有这些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而言，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最有影响的一本书，还是由安森等人所写的《环球航行记》。
安森和他的《环球航行记》
乔治·安森（George Anson）是英国近代海军的改革者，曾任海军大臣，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继弗朗西斯·德雷克后第二个环球航行的舰长。1742年，他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舰只“百夫长”号越过太平洋到达中国水域。安森的舰队在中国的澳门和广州修整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曾出航袭击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基地。1743年，安森押着一艘他从菲律宾截获的西班牙大帆船以及大量在太平洋航线上掠夺的战利品，从澳门启航沿印度洋航线回国。1744年6月，安森和他的舰队抵达英国。此时，当年出发之际的1500多名船员生还者只有145人，死于战争者仅4人，其余1300多人均死于疾病。安森回到英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被英国王室封为男爵，于1762年去世。在此期间，安森及其助手们把舰队在1740至1744年间环绕世界的航程中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环球航行记》，于1748年5月在英国出版。《环球航行记》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很多的反响。到1748年底，此书即推出了4个版本。
① 乔治·安森
② 捕获马尼拉大帆船
《环球航行记》之所以在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安森在这本书中所谈到的对中国地方官员、中国普通百姓以及中国文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从十七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正面形象。因为这些见闻都是来自安森的亲身经历，比在华耶稣会士们的间接传播似乎更有说服力，所以有人就认为“此书是对法国耶稣会士推出的美好中国形象的第一次全面攻击”。
过与中国地方官员直接与间接的交往，安森认为他们腐败成性，不是运用法律的权威去遏制犯罪，而是用来盘剥那些触犯法律的人以求中饱私囊。在与中国的普通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安森对中国人的看法也与耶稣会士们大相径庭。在许多耶稣会士的笔下，中国人具有许多美好品质，并被他们当成楷模而要求其他民族效仿。然而，安森却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逐利、欺诈和自私。对十七世纪以来一直为英国上流社会所推崇的中国文化，安森也发表了自己的负面评价，认为中国的绘画和雕塑等其实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对《环球航行记》的评价——时代背景
总的来讲，在安森这本《环球航行记》有关中国的章节中，几乎对中国没有什么肯定的评价。但就是这样一本书，不仅在出版之际就成为畅销书，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影响着英国人对中国的评价，而此前长期所建立起来的中国正面形象随之逐步消失，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的联系。
《环球航行记》问世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英国开始积极准备对外扩张的时代。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光荣革命所建立起的君主立宪制和逐步形成的内阁制为英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在击败荷兰人之后，英国成为了实力雄厚的海上强国，这也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庞大的西班牙帝国也名存实亡。1763年后，英国又在海外扩张中战胜了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法国。并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一直有着正面评价的中国已不仅仅具有表现在文化上的兴趣，而且开始希望能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安森《环球航行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以他所谓的亲身经历所谈及的对中国的评价，必然会引起英国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
而耶稣会士和安森对中国文化的不同理解是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认识。耶稣会于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之一意大利人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入居肇庆。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了许多明朝的士大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华耶稣会士们还是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他们大都懂中文，并常年居住在中国，更多的时间是在北京与中国的宫廷和上层贵族优雅之士打交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和对悠久历史传承的了解，相对而言要比安森深刻得多。所以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的确是正面的、美好的，毕竟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几千年来文明发展没有重大断裂的古国，中国的许多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全世界所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而就安森来讲，他既不懂中文，在中国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年左右。尤其要指出的是，他既不是作为文化使者，也不是作为商人，实际上是以半海盗的身份闯进中国的。因此，从一个外来闯入者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然是与在华耶稣会士们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既不懂中文，又缺乏必要的鉴赏力，便对中国的书画和文字妄加评论，正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粗俗与无知。因此，安森在《环球航行记》所谈到的一些自己在中国的感受和对中国的评价，很难说是客观和全面的。这本书之所以在出版后便备受关注，并影响此后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真实可靠，而是由于它迎合了英国进行海外扩张的需要。
安森等人所写的《环球航行记》颠覆了长期以来中国在英国的正面形象，中英交往出现了重要转折，从正面的评价转为负面的认识。1793年，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乔治·马戛尔尼率使团抵达中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欲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却无功而返，英国对中国的负面认识进一步加剧。最终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中英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中英交流愈发频繁，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国家都会其乐融融地相聚在一起，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文字：何天艺
图片：杜 莹
编辑：杜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