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晚，由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办的世界文明史系列讲座第四讲在44号楼一层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老师主讲。牛老师从美国历史文明的特性与复杂性、强大社会与公民文化、美国“贵族”与精英政治传统、国家建构与变革的政治四个方面为我们介绍了诸多有价值的美国史知识和认识美国历史的途径。
讲座开始，牛老师指出，本讲内容并非是对美国史的概览或者简介，而是结合大家可能关切的当前问题，谈谈对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议题的思考和体会，以期为同学们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些思路和素材。牛老师谈到，把历史作为理解现实的一种方式，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有效的关联，是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意义之一。
01
美国历史文明的特性与复杂性
讲座从流行于全世界的贬美和反美的刻板印象开始谈起。美国是对全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庞大而独特的存在，但历来有人在对美国的认知上持轻率和倨傲的态度。在欧洲，从北美移民社会形成以来，即有一种轻慢、贬低它的心态和趋势，比如“美洲退化论”，后来也被称为反美主义。在19世纪晚期，国际政治的重要人物、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上帝对傻瓜、酒鬼、美国有一种特别的眷顾和保佑”，意指美国是一个运气很好但又低级、幼稚、浅薄的国家。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对美国有各种过于简单化的、片面的认识、判断和刻板印象。
说美国历史短暂或者缺乏历史根基这一判断，即是缺乏知识和充分考虑所知。说美国距今只有200多年历史，就忽略了其建国前近两百年的殖民地历史阶段；而且若追溯其历史起源和文明演进过程，则美国与欧洲的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甚至于和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历史也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因此，美国文明的源流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更长，简单地将其看成是一个年轻、肤浅和缺乏历史根基的民族有时会有误导性。美国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和复杂构造的历史性文明，其内部包含了巨大的差异性，也包含了许多矛盾和悖论性质的东西。当你根据有限的观察对它做出一个判断时，这个判断的反命题往往也是成立的。美国是一个多面体，一个“碎片的集合体”；在某些视角下，它本身不构成一个单一、完整的“事实”和对象，而是一个复杂的事实的集合体。关于美国如何、具有何种总体特性的任何全称判断都有可能是不完全的和危险的。我们应不断丰富和修正对美国的认识，把美国历史文明的特性与复杂性作为一个认识上的基点。
美国超乎寻常的复杂性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根源或者机理。一是其作为具有多种历史根基的发达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一般说来，社会越发达、现代性程度越高，则其复杂性越强。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而有相互依存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有独立性和各自的特性，但又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美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现代文明实体，就呈现出这样的复杂而又精妙的相互联系。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其制度和组织的复杂程度就远远超过中国。二是美国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国家的复杂性。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为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文明和文化因素所塑造，其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影响和文化因素的吸收和包纳的程度都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国那么深远的全球性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受到外部世界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不仅要被当成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共同体，而且要被当做一个具有高度“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文明，需要从超越美国本身的世界历史的角度去认识美国文明的丰富和复杂。
02
强大社会与公民文化
美国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呈现出“强社会、弱国家”的基本面貌。现代社会科学的创始人托克维尔曾对美国做出经典性的分析，他认为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生活、国家生活始于社会上层，然后逐渐且不完整地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部分。因此对认识美国而言要特别重视自下而上的方式和路径，把它看成是一个建立在基层社会基础上的体系，充分认识其社会和文化（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的基础性作用。
美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基本的规定性。美国具有基层自治、志愿主义和公民组织的传统，也可以说存在一种匹配于其公共生活的美国式集体主义、社群主义传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美国人做再小的事也要建立社团”，“在美国社团的学问是其他学问之宗，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讲座中介绍了几个历史案例，包括《五月花号公约》中体现的社会契约观念，新英格兰地区“市政会议”（Town Meeting）中的公共事务运行方式，以及建国时期确立国会议事规则和“罗伯特议事规则”（rule of order）的故事，以期说明美国历史上形成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一些要素和特点。
美国人的公民结社与公共参与也为重大的历史运动提供了基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针对1870年代后“镀金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与弊病，美国兴起了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所谓进步主义，对参与者而言有多种内容和意义，共同点是信奉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且致力于以实际行动在推动社会改良和进步。进步主义运动作为思想和政治运动呈现了各种主张、目标和理念，在此期间，美国社团与公民组织呈现大幅度增长的态势，成为这些主张、目标和理念的载体和推动者。进步主义时期有各种公民组织和社会团体分别致力于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慈善公益和社会福音运动，用科学管理、社会调查和市政改革提升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开展“科学公益”活动，在大学和智库中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有妇女平等和选举权的运动，等等，显示了美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和强大的“社会资本”。
美国没有欧洲式的集权主义和国家官僚机器，也没有类似于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传统。因此有所谓桑巴特之问，即“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讲座对此提出一个局部的回答，即：具有美国特色的社群主义和基层结社对“社会主义”的缺乏构成某种弥补和替代。美国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危机在基层社会层面上，也就是以“社会政治”而不是国家政治和政府政策的途径能够得到缓解、纠正，这也是长期以来，美国能够维持“强社会，弱国家”格局的原因之一。
03
美国“贵族”与精英政治传统
通常认为，美国社会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以血统身份为基础的“贵族”；但美国也可以被认为有独特的美国式“贵族”人群，或者说有其精英统治的独特传统，有所谓的“自然贵族”传统。讲座通过以下四个历史上的精英人群说明美国精英统治的源流和传统。
第一群人是以华盛顿、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建国者。美国建国时期，其政治领袖、政府高层人员基本上是一群社会和经济地位居于上层，同时也享有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威的精英。他们也大体也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像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说的，美国建国时期是历史上罕见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合二为一的情况。建国精英中产生了关于“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的自我认知。杰斐逊和亚当斯在通信中提出“自然贵族”的说法，意为不按照欧洲传统的血缘世袭和财富，而是依据其美德与学识来加以界定的社会精英人群。
建国时期结束，进入19世纪，特别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所谓的杰克逊民主或美国的平民主义时代，其中有明显的反精英和反智主义的内容和趋势。这场运动将建国者一代“自然贵族”的权威，即殖民地时期形成的那些经济及政治地位具有上层的精英群体推下历史舞台，并使公众群体的自主性和政治影响力扩张，让美国开始进入所谓“普通人”（common men）时代，传统的精英政治受到很大削弱。
但此时期的美国“贵族”并非就此消失。这里要说的美国“贵族”的第二个群体是19世纪的所谓“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新英格兰，尤其是波士顿地区有源远流长的名门望族，他们既拥有来自于殖民地时期宗教上层的血统，也在19世纪初以后在初期工业化和贸易活动中积累了财富，还拥有文化和智识方面的传承和优越地位，并且他们自认为具有高尚的情操、品德和公共服务精神。在整个19世纪，这些贵族成为了美国文化和智识生活的中坚力量，不仅建立了众多文化机构和文化设施，使波士顿成为“美国的雅典”，也就是美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影响更是进入国家政治领域，为美国提供了绵延不绝的政治精英血脉。
第三个群体是 “镀金时代”产生的工业化财富巨头。这一群人的社会特质和公众形象经历了剧烈的嬗变。一开始，这些在工业化大潮迅速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的人，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公正的敌人，受到广泛敌视，但随后他们逐渐成为捐赠者和慈善家，他们的后代成为公益活动领导人、公职人员、政治家，甚至于战争英雄。他们在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做出诸多贡献，在文化方面逐渐向老的贵族方面靠拢和合流，在家族延续和代际更迭中提升其智识素质和文化资本，提供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精英，由此他们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也在改变和扩大。
第四群人是20世纪初到1960年之间逐渐演进并占居关键历史地位的所谓“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这一群人包括华尔街的许多企业家、经理人和律师。他们在一战后建立了最初的关系网，又在新政和二战中大批进入政府，并吸收来自其他领域（如学界和新闻界）的人员，成为相当稳定的扩张和运作国家权力的力量。他们对政策与政治事务有很大影响，尤其主导了对外政策事务。在政治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奉行非党派性原则，避免为狭隘的党派利益和极端党派政治立场所驱动。“权势集团”的成员在二战以后越来越不局限于商界，而更多来源于的其他职业和行业背景，他们并拥有广泛的多样化制度平台与社会交往场所，以政府机构、大基金会、智库、重要媒体、学会、俱乐部等为平台进行交往与活动，贯通各个社会领域；而通过各种场所和机制，这个群体也在持续进行代际传承和繁殖。但是到1970年代，这个集团出现了分解和衰落的种种迹象。
04
美国世纪：变革的政治和国家构建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中，与基本的“强社会”状况相匹配的是其“弱国家”的态势，而与弱国家状况相辅相成的则是“反国家主义”的主张、立场和意识形态。美国的“弱国家”状况有各种表现，最突出的是：在其他“正常”国家里被视为政府当然的、必要的责任和权力范围内的职事和功能，在美国被长期排除在政府职责范围之外。比如，美国长期不供养除军校外的国立大学。美国曾有六位总统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曾发出要建立国立大学的倡议，但皆被美国的反国家主义政治文化所阻止。1945年以前，美国也长期不供养不组织科学和艺术活动。再比如，美国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没有教育部，现在的美国全国性考试中心即“教育考试中心”（ETS）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作为对政府部门缺位的替代而运作。而且美国还长期不设立大规模常备军，而崇奉民兵制度。总之，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发自于社会的东西才是善的和自然的，而来自于政府的和强制性权威的东西则是邪恶而危险的。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下，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的大政府思想作为一种变革性政治的核心内容在成长。20世纪两次大战中的危机和战争动员，也都需要国家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上进行规划组织，具有强化国家力量的巨大效应。在经历了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党自由主义形成重大政治优势，决定性地扭转了“反国家主义”传统。大政府的主张，包括建立福利国家的主张，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的主张，这种主张在精英当中达成一定共识，在二十世纪不断壮大的、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中获得重要支持。而在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和大政府思想的成长中，兴起中的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专业社会科学和民主党自由主义的长期稳定联盟。
现代美国国家的建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构建大政府的过程。其内容可以几个关键词加以标识和说明。首先是“福利国家”。美国的福利国家也服从于现代国家扩大社会性职能和道德责任的历史要求；一般认为，美国的福利国家较于欧洲特别是北欧福利国家更弱。在美国的现代性国家建构中，福利国家是一个从未完成，不断反复也不断修补的领域。其次是“管理型国家”。美国的文官体制相对于欧洲可谓发育不良，二战后建立以技术官僚为导向的，具有强大行政能力的联邦政府组织是其建构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另外是“安全国家”或者“冷战国家”。二战及冷战期间，美国抛弃了以往的孤立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扩张军事能力，将财政资源转化为军事实力，增强战争准备。最后是“发展型国家”。所谓发展型国家，一般指对于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有强大推动力的国家，曾被专用于指东亚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政府体制。回顾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扩张的历史，美国为推动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也表明美国也有作为“发展型国家”的要素和特性，但相较于东亚国家有某种非集中化和“隐形”（hidden）特征。美国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完成了多重变革，极大提高了美国政府的职权范围和能力，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历史上以往的反国家主义主导下的政治文化和权力结构。
美国国家建构的基本趋势到里根时代发生决定性的中断和挫折。“里根革命”的标签语是：“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问题所在”，它在美国发起一场广泛、深刻的“反国家主义”运动，贬低削弱美国的国家，造成政府效能的长期下降。它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很多方面已经显现出来，近年来引起重建政府能力的呼声和趋势。美国当下面临一系列危机和困难，包括应对疫情、复兴经济、改变国内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在国际上发动和应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都预兆美国的大政府时代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