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文明史”系列讲座|第八讲——俄国史

一、认识俄罗斯

首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俄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在中文学界中，我们看到的“俄国史”指的是从862年到1917年俄国革命。1917年到1922年12月30日期间我们称为苏俄历史。1922年12月30号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段国内称之为苏联史。目前对俄罗斯历史的分期受中文历史编纂传统的影响，根据政权更迭来进行界定和命名，实际上，在国际上可以统称为“俄罗斯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就提出，应当将俄国史、苏俄史、苏联史统称为“俄国史”。

提到俄罗斯，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到套娃、战斗民族、伏特加、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那么，俄罗斯对中国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庄宇老师认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一个很适合的表述。因为我们对俄国逐渐熟悉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中俄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社会变革的理想，是社会主义阵营亲密的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待苏联多少有点美化意味，时髦一点的表述则是戴着滤镜看待苏联。而国与国的实际交往之中，不难发现，我们对于1917年之前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不十分了解，因此本次讲座主要通过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的的三个关键词“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来为大家介绍1917年以前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1812年卫国战争以来民族自觉思潮涌起的背景下，官方保守主义者乌瓦罗夫为了稳固政权提出以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后来被俄国学者称之为“官方民族性”，实际上就是国家文化传统以及国家形象的一种表达。西方的学者能够通过这三个词做出很多的变体与解读，例如希克•史密斯将三个关键词演绎成专制独裁倾向，军事扩张的欲望和东正教信仰。

二、乌瓦罗夫公式的提出背景

乌瓦罗夫在1833年提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有一重要背景，即1812年卫国战争带来的民族自觉，这种民族自觉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官方民族性提出的直接诱因。

在漫画中，俄国的农民拿着叉子就战胜了当时装备精良的法国拿破仑的部队，这是相当有讽刺意味的。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国还处于偏向东方属性的、落后的莫斯科公国时期，俄国进入到罗曼诺夫皇朝，由彼得一世开启了全面西化的时期。他学习了法国宫廷里的礼仪和文化，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西方先进技术，但此时俄国的政治体制仍处于专制制度的时期。从彼得西化开始，俄国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自此，俄国不断扩张，18世纪末三次瓜分波兰，并且从土耳其手中夺回克里米亚半岛。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一个没落的普鲁士贵族公主，她到俄国后迅速掌握了俄语，并且改信东正教。叶卡捷琳娜二世说过：“我两手空空地来到俄国，现在我终于交给俄国我最好的嫁妆——波兰和克里米亚半岛。”18世纪下半叶俄国国力达到了最强盛的阶段，终于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到欧洲强国的行列，但是俄国国内各方面仍需要继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这样的讽刺漫画。法国思想家卢梭也曾说过：“俄国人民还没有到开化的地步”。这也从侧面证明，跟西欧相比，俄国还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

即便是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后，打败拿破仑的俄国仍处于欧洲权力中心的边缘，是一个对欧洲政治影响非常有限的国家。但是在此期间俄国的高级军官一路向西挺进巴黎，在欧洲的见闻使他们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反思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于是回国后进步的贵族军官开始着手进行改革的尝试。这些进步军官组织建立南北方协会，南方协会以基辅为中心，主张建立共和国制国家；北方协会以圣彼得堡为中心，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双方共同的诉求是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革。

1825年，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巡视国土时，在南方的边陲小城塔甘罗格意外去世。1825年12月新任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当天，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与亚历山大一世相同，尼古拉一世也是一位保守的君主。值得注意的是，俄国虽然有斯拉夫派、西方派等许多自由主义者，直至今天掌权的一派一直是保守主义者。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后，尼古拉一世试图展现自己的包容态度，主动与十二月党人谈判，谈判失败后尼古拉一世出动军队镇压进步军官，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十二月党人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知道这个起义根本不会成功，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祖国母亲需要一次这样的思想冲击。”所以他们选择牺牲自我，这也能够体现出东正教精神中的弥赛亚救世思想。弥赛亚思想是俄罗斯人宗教信仰的重要特点，他们追求以牺牲自我来成就世界的真善美，让国家觉醒。

起义失败后，十二月党人遭到了沙皇的镇压，五位起义领袖被处死，其他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涌现出许多以此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主要介绍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随从他们的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样的苦寒之地。实际上，俄国在当时是一个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教育普及率很低，整个社会政治意识非常薄弱，因此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样的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反抗活动能够激发民众的改革和反思意识，引起社会思潮的大范围波动。所以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实际上带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俄国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做出怎样的贡献。

在民族自觉的社会思潮下，普希金开启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因此普希金也被称为俄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十二月党人起义时，普希金正值青年，思想非常激进，十二月党人中也有很多是他的密友。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普希金还写了诗来歌颂他们的奉献精神，由此可见十二月党人起义促进了俄国社会文化的飞速发展。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整体简化了俄国语言。我们现在所说的俄语是19世纪初普希金简化之后的现代俄语，在此之前的俄语表述非常复杂，许多词汇都是书面语，不利于交流和写作。

再如恰达耶夫所著的《哲学书简》，开启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道路的更大范围的讨论。恰达耶夫于1823年至1826年游览欧洲各国，《哲学书简》于1826年至1830年成书。该书围绕俄国人对整个欧洲文化甚至世界历史是否有贡献而展开讨论。恰达耶夫曾在亲身体验过欧洲文化后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在世界上相当孤独，我们不曾给予世界什么，也不曾教导过世界什么，我们对人类文化的进步没有任何贡献。”赫尔岑评价《哲学书简》是“午夜的枪声”，自《哲学书简》开始，俄国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论战。双方对效仿西方虽然持不同意见，但是同样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双方在主张取消农奴制度上达成一致。

三、“乌瓦罗夫公式”正式提出

乌瓦罗夫是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他希望创建一个灵活的体系来向社会解释国家和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平息十二月党人起义造成的社会思想动荡，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但是因为当时民众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很难理解契约关系，因此乌瓦罗夫提出以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这样大家能够理解的传统理念来推广爱国教育。

这实际上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学者所说的“官方民族性”，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官方民族性最终目的是维护皇权，所以当时很多进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烈批判乌瓦罗夫，认为他是蒙昧主义者、反动派、沙皇的犬牙等。但实际上乌瓦罗夫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很有建树，他认为俄国的文化传统发展离不开基督教，将宗教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主张推行教育平等政策，通过在喀山大学设立蒙古语学科促进了俄国东方学的发展，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

四、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的内涵

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洗礼，带领所有罗斯人接受了从拜占庭来的基督教。十一世纪中期教会分裂为拉丁派的天主教以及拜占庭的正教，正教即俄罗斯东正教。罗斯选择拜占庭的基督教与其国家起源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世纪时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商路——瓦希商路，这条商路贯通波罗海沿岸、拉多加湖、沃尔霍夫河、第聂伯河、黑海，最后通往君士坦丁堡。留里克王朝最早定都于诺夫哥罗德，后来攻下基辅后，出于通商需求，最后定居于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瓦希商路不仅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还带来了许多希腊的基督教徒来传教。因此在998年罗斯受洗前，已经有很多商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宗教统一对于政权的集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基督教强调君权神授的理念，强调信仰的一致性，有助于君主权力的加强、国家的政治统一、文化共性的积累，为政权寻找到了合法性。从受洗的一刻开始，俄国便进入到基督教的文明圈，因此在文化传统上，俄国是一个西方国家。与此同时，它又因1240年至1480年被蒙古统治而具有某些方面的东方性或东方元素。但因为蒙古国对俄国的统治比较分散，因此在蒙古国统治时期，俄国依旧保持着其基督教文明。斯大林也曾说过，俄国从始至终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圈，因此我们无需反复强调俄国的东方属性。利哈乔夫曾说，较之东西差异，俄国南北差异的撞击更为显著。北方的留里克家族又称为瓦良格人，血液中流淌着尚武的精神。南方的特点主要来自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体现为宗教带来的文明的规训。因此南北方差异主要是一种文明与暴力之间的差异。

接受东正教后，俄国教会也经历了教会必经的世俗化的过程。教会不断失去其独立性，逐渐开始依附国家政权。无论是莫斯科公国时期还是罗曼诺夫王朝初期，教会独立性都比较高，比较富有，且拥有独立的审判权，对于沙皇统治有极大的威胁。尼康改革之前，教会力量不断被削弱，在罗曼诺夫王朝开始时由于亲缘关系造成教会势力的反扑。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任沙皇米哈伊尔被缙绅会议选举成为沙皇，当时的牧首是他的父亲菲拉列特。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尊重，沙皇米哈伊尔赐予菲拉列特“伟大的君主”的称号，因此俄国民间有这样一句话，“找沙皇办不了事，那就去求求牧首。”可见在菲拉列特担任牧首期间，俄国东正教教会权力不断扩大，出现了反历史进程的一种现象。

到阿列克谢时期，他以改革教会礼仪为理由，意图改变教会与皇权之间的权力拉锯。于是他通过诺夫哥德罗的主教尼康来推进改革。此时，尼康意欲通过改革建立东正教帝国，其改革最初的想法是加强教会的势力范围，建立东正教帝国。阿列克谢沙皇则希望通过尼康改革削弱教会权力，使教会出现内部分裂。后来又出现坚决不支持尼康改革的旧礼仪派，又叫分裂派。教会内部出现矛盾后，教会的权力也进一步削弱，教会更加依附皇权而存在。

彼得一世时，沙皇授命来自基辅的主教费奥帆•普罗克波维奇推行改革，1721年颁布宗教章程。将独立的教会改组为国家行政机构，命名为主教公会，使教会彻底依附于沙皇的专制统治，进而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时，甚至将教会的财产国有化，定期给教会拨款，使得教会成为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和民众监控的机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俄国东正教传统以及教会从独立到依附政权的过程。

学者周厚琴在《从城邦到帝国》中将专制制度翻译成专制君主制度，因为俄国权力金字塔顶端就是君主，因此他认为翻译为专制君主制度更为恰当。这种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向上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沙皇。

专制制度在俄国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五至十六世纪，由君主协同贵族杜马掌握权力，称为等级君主制度时期。彼得改革中宣布俄罗斯帝国成立，首次将称号从沙皇改为皇帝，自此，十八至二十世纪俄国实行绝对君主制。俄国权力金字塔最高层是沙皇，第二层是贵族、地主、大官吏以及东正教的各级主教，第三层是企业主、商人和依附于专制制度的知识分子以及下层僧侣、小官吏、城市平民和拥有人身自由的农民，最底层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俄国农民占人口比重的75%，而上层贵族地主大官吏只占2%，75%的人养活2%的人，可见俄国农民一直在为国家的发展牺牲。因此1812年卫国战争后知识分子认为农奴制是制约俄国发展的最大阻碍，要求推翻农奴制度。

专制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几百年时间中，也因外部刺激而不得不进行内部体制改革。例如1905年的俄日战争成为亚洲人战胜欧洲人种的逆袭性、标志性的战争。俄日战争中俄国战败成为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俄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沙皇的革命，客观推动了俄国制度现代化的进程。俄国大臣维特向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进言，认为他应该接受人民的要求进行政治制度改革。1905年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发布《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又称为《十月宣言》，其地位相当于俄国宪法。1905年革命为俄国带来了宪法和现代的政党政治，国内政党纷纷开始组建，例如由大企业家、大资本家组成的比较保守的十月党；后来分类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工党，还有立宪民主党等。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革命党都是后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三个大的党派，也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党派。

《十月宣言》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赋予人民不可侵犯的公民自由，公民有普遍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另一点是建立俄国议会——杜马。宣言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确保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可见沙皇将立法权出让给了国家杜马，立法权的转让保障了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真正参与监督政府行为的可能性。俄国杜马在1905年十月宣言发布之后一共组建了四届，前两届都是真正的自由政党之间组建的杜马。但是第三届杜马开始，由于另一个铁腕人物斯托雷平的出现，杜马实际上又成为了沙皇的傀儡。

较之于东正教和专制制度，人民性这个词更加抽象。人民性一词的中文翻译至今存在不同观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文飞教授认为应该把人民性翻译为“民族性”，因为俄文中“人民”也有“民族”的意思。而苏州大学朱建刚老师则认为译为“人民性”更佳。人民性实际上就是要向民众解释他们和沙皇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就是俄罗斯道德传统中的国家道德，即对沙皇的无条件顺从，因此人民性所表达的就是顺从沙皇，爱国就是爱沙皇。例如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伊凡•苏萨宁，他的故事又被作曲家格林卡改编为歌剧，叫《为沙皇献身》，以一个民间的故事来向民众解释人民和沙皇之间的契约关系，要求人民要对沙皇要无限的奉献和热爱。乌瓦罗夫在谈及人民性的时候，指出人民性不仅单纯指要为沙皇献身和服务，而是大家生活在同一片领土里面，统治阶层应该主动向庶民迈出一步，统治阶层和庶民联合起来就能战胜一切。

所以我们通过对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的解读，可以得知这种官方民族性的出现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思想博弈的产物，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如果单单用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来代表俄国文明的特点的话，可能又有片面性，所以在观察俄国历史的时候要全面的看待。

这三个词能把862年到1917年的俄国历史整体贯穿起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他们之间也有相互联系的关系，东正教是俄罗斯的传统，专制制度是俄罗斯的现状，是俄罗斯的立国之根本，独特的人民性是屹立于强国之林的未来。官方民族性是俄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点。但是这个观点一出来，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致采取批判的态度。例如著名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性把俄国的特点说窄了，像是给俄国定性了。所以很多当代俄国学者认为俄国不止有乌瓦罗夫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还有其他璀璨的文学发展以及艺术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因此乌瓦罗夫公式也有片面性的特点。

斯拉夫派、西方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常反感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性，但是与其同时代的果戈里非常支持他，果戈里曾经给友人写信的时候写道“乌瓦罗夫真是一位多才有学之士，他提出的观点是非常的符合俄国现状”等赞扬的话。西方学者非常喜欢以官方民族性来对俄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概括，例如西克•史密斯在《俄罗斯一千年》里面写道，官方民族性实际上应该更好地解读为专制独裁的倾向、军事扩张的欲望和东正教信仰。所以整体上大家对于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性的认识出现了很多分歧，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就是它对于我们了解俄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有着敲门砖的作用，让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了解俄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并且对俄罗斯文明特点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