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栉风2020级国际新闻与传播本科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针对中国现代男艺人在性别气质上受到的来自大众的“娘炮羞辱”与“阳刚”鼓吹，分析其背后投射出来的来自大众的性别焦虑，并尝试提出缓解措施。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基于性别视角，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这种大众性别焦虑主要来自对两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对“性别越界”的焦虑、对性别角色中性化的恐惧及进而生发的对自身主体性身份迷失的焦虑。

关键词：性别气质、性别焦虑、娘炮、阳刚之气

前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两性的性别气质开始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一些在性别气质呈现上出现对传统男性气质的“违背”的男艺人，却成为了大众审判的焦点，“娘炮”一词开始普遍被作为形容和指责这类男艺人的标签。自央视2018年《开学第一课》播出后，针对节目中出现及代表的具有以上特点的男艺人的批判被推向高潮，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发声，话语也逐渐从对男艺人个体性别气质层面的否定上升到了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热议产生至今，相关讨论主要以价值评价为主，缺乏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隐含的意义以及未来发展进行的研究。

基于此，笔者对此现象提出以下四个问题：一，中国现代男艺人在性别气质呈现上具有怎样的敏感度和特殊性？二，中国现代男艺人的性别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三，“阳刚之气”及其被认为象征的“男子气概”是一种专属于某性别的气质吗？四，为何当男艺人呈现出与传统男性气质不符的性别气质时，会遭到“娘炮”羞辱？

笔者认为，在媒介技术与网生传播内容高速发展的当下，艺人所代表的娱乐圈文化对大众文化施加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男艺人的性别气质呈现起着“镜子”一样的作用。故通过以上问题研究男艺人性别气质所收到的“两极化”反馈，可以窥见当下的性别问题现状，进而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一、 中国现代男艺人的特殊性

这类群体具有职业和性别的双重特殊性，前者让他们站上舞台，与“大众”分离，后者让他们接受凝视，与“男性”割裂。

（一） 职业特殊性

1. 身体被展演

鲍德里亚认为身体已经成为消费社会中的被编码的大众消费品。而男色消费作为一种后现代景观，是性别霸权与资本逻辑的物化。在这种消费中，男性的身体开始从隐形变得有形，作为一种视觉符号被放置于柜台，并被明码标价。

正如巴特勒对于性别“表演性”认识的那样，男艺人在这种身体展演之中，在媒介权力的支配下，既主动又被动地参与着，它被动地接受着“审视”，又主动地随“审视”它的目光而塑造着自身。

2. 表演被评价

如果一场表演没有反馈，那么它只是一出“内心戏”。但是男艺人的“身体表演”舞台大、受众广，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观众”的不同评价。其中，“性别气质”便是这评价的重要对象。

观众自有一套评价体系，在这体系中，被作为男艺人性别气质“对照组”的大多是军人、运动员等偏力量型或体力型的社会角色，而其他职业身份的男性及其所呈现出的气质表征却很少出现。在这种职业间的不对等比较之中，男艺人的性别气质似乎毫无“竞争优势”，于是大众开始思考，男艺人的性别表演是否是在“误人子弟”。

（二） 性别特殊性

1. 男子气概的建构

R.W.康奈尔（Raewyn  Connell）指出了男性气质的多样性和构建性。这种流动性具体表现为男子气概更多的是通过对女性气概的否定而来，而不是肯定来加以建构的。因此当“观众”在评判男艺人的性别表演时，“女性化”的程度高低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指标。

2. 与男性群体的割裂

一直以来，女性作为两性中的“他者”，始终处于“被凝视”的地位。而现代男艺人却由于其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使其作为此性别群体下的“他者”，也成为了“被凝视”的对象。消费社会下，资本借消费男色张扬女权意识的主体性与在场感。男艺人所固有的体征被商品化与符号化，而符号“能指”按女性、资本之需订制。以男性为中心的影像表演被男权、资本交相主宰。 

总的来说，这种性别与职业身份的双重特殊性使得男艺人成为了“少数”，但他们本身又是“大多数”目光所落的对象，通过对表演者表演的研究，也可以间接地了解观众的诉求。因此，男艺人的特殊性成为了一种代表性，而通过对其的研究，可以挖掘出其背后的代表与象征意义。

二、 中国现代男艺人性别气质的影响因素

（一） 跨文化语境下的性别气质灌输

近代之后，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晚期，后现代审美文化规训传入中国。审美文化日常化、精英主义和唯美主义边缘化、泛化美思潮出现，身体美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左右，日本二次元文化传入中国，双性同体角色塑造的耽美漫画及具有女性化性别建构的耽美文学进一步影响中国娱乐文化中的男性气质塑造。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韩国偶像产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完善，韩国偶像气质潮流的传入再一次对中国在地的男艺人性别气质进行塑造。

（二） 青少年亚文化的塑造

处于想象中的“被保护”地位的青少年们对“大人们”对于“娘炮”无端的指责与炮轰不以为然。这种愤怒排斥与淡然接纳的态度对比背后，体现出“父辈”精英文化与现代青少年亚文化之间的碰撞。90后、00后成长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美国文化、日本宅文化、韩流文化等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亚文化之“亚”，指其区别于主流文化的独特风格，语汇则是风格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青少年中的流行语汇表现出对古汉语、英语、日韩语等用语杂糅性兼容并包、多次创造的审美取向，但是仅仅创造语汇并不是青少年群体的真正目的，“参与社会总体文化中表达权力、创造权、话语权的再分配”，才是亚文化持续不断创造独特语汇的动因，而语言符号最终指向一种审美认同。原先没有文化表达权和话语权的青少年群体逐渐开始以他们各取所需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生产大量青年亚文化内容。因此，他们进一步对已经受到了跨文化语境下性别气质灌输的中国现代男艺人的气质呈现进行再塑造。

（三） 经济驱动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下社会中，消费文化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审美与艺术体验附加在身体商品上填充主流经济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女性主义意识逐步觉醒，女性经济实力与经济地位、消费欲与购买力的快速提升也导致了“她经济”的崛起。男艺人的气质呈现作为文娱产品的一种，在生产逻辑的塑造下自然会向女性向需求倾斜。这种需求中，除了对身体外形的理想想象，还包含着物欲横流、节奏飞快、压力巨大、人与人之间隔阂显著的当代外部社会环境下，女性消费者对于精神与情感关切的关注。

三、 “阳刚之气”内涵的历史变迁

（一） 古代：“阴-阳”价值观

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确立起男女有别的制度，企图维护宗法制、推动社会发展。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将男女关系与阴阳关系对应,并借用法家思想推演出三纲之说。然而，“阴-阳”虽包含了“男-女”的含义，但其涵盖的意义范围又远远大于“男-女”，即中文话语下的“阴-阳”绝不等同于“男-女”。通过以上解读可知，儒家的性别观念强调的是权力关系在社会政治中不断变化的位置，不是生理上的男女。“阴-阳”反映的正是这种流动性的关系。在男性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男性同样自幼受到三纲五常的规训。“父为子纲”限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君为臣纲”限定了男性在“职场”中的从属地位。男性的主宰或统治地位是相对的，附庸或被统治的地位才是绝对的。因此，象征着权力的“阳刚”成为了两性共同的崇拜对象。“在这一点上，男性与女性的角色差异寻求到了共同点。”

（二） 近代：“肌肉崇拜”

在中国古代，即使是在“阴-阳”性别观的影响下，主流的男性气质话语仍以阴柔为美，并没有将两性性别气质绝对割裂对立，这一点在重文轻武的政策及崇尚礼节的传统上都有所体现。

随着近代西方观念的传入，中国人才展开了对于肌肉的想象，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新的身体观为基础的新的男性气质观。在西方文化向中国灌输的过程中，中国感受到了权力地位上的威胁，西方国力上的强大被以“阳刚”所象征的权力关系错位投射在其“国家身体”上，进而引发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肌肉崇拜”。这种崇拜在中国本土的价值体系中找到了类似的表达，即“阳刚崇拜”。同时，中国也被迫逐渐接受了自己被赋予的“东方病夫”的刻板印象。只是东方的 ‘东方化’，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被迫承受。因此，缺乏阳刚之气的中国男性这一刻板印象应该看作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总之，在此之后，“阳刚之气”的“身体化”和“性别化”日趋严重。如今语境下的“阳刚之气”则正是出于如上原因被“注释”且滥用了。

（三） 现代：“民族退化论”

对“阳刚之气”的崇拜还暗含着国人对于民族退化的潜在担忧。

早在民国时期，蔡锷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基于“内忧外患”、“民族退化”的现实焦虑，力图以军事化的体育训练彻底重塑中国的男性身体、男性气质及民族品格。

中国现代媒介文化场域中的“娘炮羞辱”就是此逻辑一脉相承下的产物：先将身体作为初步的批判对象，再将对其身体符号的侮辱上升到对其道德品行的指责或直接上升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命运层面的担忧。

这一逻辑的历史内核，是近代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侵略与近现代化转型时，所遭遇的巨大压力甚至创伤性体验。而由于中国此后始终处于世界舞台上的激烈角逐中，所以这种体验逐渐叠积成了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共鸣。它以“落后就要挨打”为核心，是一种高度身体性的国际关系想象。在这种机制下，男性“阳刚”的身体形态可以直接等同于国家强大、话语权重的国际地位；而其媒介文化特质更在于予身体以承载和表达，进而获得在民间被传播和接受的最大动力。

综上所述，“阳刚之气”从古代仅仅象征着权力，到近代成为西方强大的“身体国家”的具象化表达，再到成为近代之后民族强盛的必需，其内涵被不断扩大、改写，其概念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在这种模糊化之下，其与性别之间刻意的关联是否合理，值得深思。

四、 “娘炮”羞辱与“阳刚”鼓吹的原因

（一） 社会原因

在舶来的二元性别对立观影响下，“阴-阳”属性下的性别气质被更加清晰和死板地分配至两个性别，并被不断地重复和引用，使得性别本身成为了分类的依据与标准。当性别气质中鲜明的界线产生后，好坏的评价便被加之于其上。单一维度下对强与弱、理性与感性、勇敢与谨慎、有力与脆弱等的气质分配无疑是毫无逻辑和依据的。不可否认，理性与感性、勇敢与谨慎等气质在特定情境下的确存在“优劣”之分，但是抛开具体设定不提，只区分其本质的高低，并按性别划分夸大和贬低，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

在当今社会下，丧偶式育儿话语即是如此“贬低”和“夸大”的典例。在这种性别化的问题归咎逻辑中，传统男性气质开始取代父职参与成为引导孩子身心发育、塑造儿童性格特征的 “优势资源”，而传统女性气质则成为了一种“劣势资源”。这种“性别资源”的优劣之分又被加之在“男性化”特质充足的女性和“男性化”特质不足的男性身上。这种夸张渲染的后果使得公众对“仅靠母亲难以承担教育孩子的重任” 的反思演变为对 “母亲难以教育好孩子”的担忧，进而上升为“女性特质”难以教育好孩子。在大量相似讨论中，父亲形象及其象征的男性特质如敢于冒险、有勇有谋、有担当等被一再强调，并被认为是其难以被替代的优势。而母亲形象及其象征的女性特质如温柔细腻、无微不至、体贴照顾等却被丑化为女性缺乏安全感、不够成熟稳重的劣势。

“娘炮”便是中国社会传统性别规范和意识形态对于融合了女性气质的“阴柔”男性气质贴上的污名化标签。它暗含着二元性别对立思想以及对所谓“女性气质”的排斥，是一种父权社会下的产物。一切与“女性气质”沾边的都被贬为“不好”的。这种父权社会的当权者傲慢地贴标签的过程也代表着污名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即将被施加权力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

（二） 大众心理原因

正如戈夫曼所说，我们对被营造出来的现象的关注与关切并不来自于对其自身真实性的判断，而更多地来自对表演者是否有权进行这种表演的质问。而大众对男艺人面临的性别气质呈现困境或所承受的两极分化的反馈所表示出的高度关注以及在这种关注下催生的“攻击性”与“纠正欲”，一方面体现出我们对其“表演”合理性与象征性的审判，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自己面临的性别问题的焦虑嫁接或移情。

1. 对刻板印象的反抗

社会加之于两性身上的性别规训使得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同生共存。这种对某一以性别区分的社会群体形成的“简单化”且具有滞后性的概括性成见和总结，具体又可分为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两个层面。性别气质包括外表气质和人格特征两方面，如“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等，而性别角色主要指角色行为和职业规范，如“男主外、女主内”等。在性别刻板印象之下，男人被教导着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被教导着要有“女人的样子”。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主流话语的规训抑制不了多样化的性别气质呈现。当已习惯了性别规训下二元性别对立的大众看到了跨越传统性别气质界限，违反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人和行为出现时，不禁会生发一种对违反“规则”者的愤怒与批判。然而当这种“离经叛道”成为了一种浪潮时，人们便会开始反思自己所坚守的“规则”究竟是否合理，向外的愤怒变为向内的质疑，对自己从前信仰产生的不确定引发对自我身份的迷失焦虑。这种焦虑又称性别焦虑，或作性别不安，指人在社会指派下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及所在的性别群体的质疑或不认同而产生的不安与痛苦。

2. 对镜中自我的窥探

男艺人的性别气质便是这种浪潮下被放置在大众视野下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之下的“标本”，有“镜子”之用，人们通过这面“镜子”窥探自己的内心。

拉康的镜像理论称，“我”的确认需要“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这种形式是“理想我”，镜子阶段正是从“它 的内在冲劲从不足匮缺奔向预见先定……一直到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影响整个精神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在自我与镜像亦我亦他的处境下，视觉的虚幻形象才成为了意义的所在。

而人们在“凝视”男艺人的性别气质呈现时，恰好构成了这种“亦我亦他”的处境。正是因为缺乏对理想性别气质呈现的想象，自然难以做出对男性性别气质的文本建构，而辗转将内心的性别焦虑嫁接到对艺人性别气质呈现所做出的反馈上，可获得焦虑的转移和投射，从而将自己在表演者地位与观众的身份间变化，以“上帝”视角审视这种焦虑，获得“代偿式”缓解。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男艺人在视觉上的虚幻形象终于成为了意义的所在。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指出生活的样态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平等性和颠覆性”，一种是“与现实中的规矩和秩序形成对立”的生活。男艺人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职业提供了给大众展示第二种生活的可能。人们在这种“狂欢”中，审判着男艺人，也审判着自己。

五、 改善现状的路径

（一） “阳刚之气”与“男子气概”的解绑

1. 中国的历史根据

从中国视角下来看，儒家的“阴-阳”观念强调的是流动的权力关系，不固定指向生理上的男女。中国传统文化只规定了男性“阳刚”的性质，但在具体的社会行为和个人品行方面,由于家国同构,对于妻女的性别刻板形象要求也就自然反射到对臣男美德的要求上 ,因此男性士大夫的美德也往往偏向于“阴柔”。

2. 西方的社会根据

从西方视角下来看，戈夫曼曾断言“根本不存在性别身份，而只存在性别描绘的明细表”。巴特勒指出，性别规范通过规训来生成一致的身份。这也就是说，“性别气质”的属性其实和“性别”并没有挂钩的连带关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可以表示语法上的所有，但不应该用来表示语义上的所有。阳刚之气既可以是某一男性的气质属性，也可以是某一女性的气质属性。当揭去了性别刻板印象的面纱之后，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去性别化的概念——与外观属性无关，与内在属性有关。

将阳刚之气与男子气概解绑，有助于被性别刻板印象束缚的处于“失语”状态中的中国男性走入多样化的男性气质环境中，有助于打破人们对男性“阳刚之气”等固有角色的期待，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

（二） 性别气质走向多元

1. 中性化的过渡

在后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男性的身体素质不再是评判其价值的唯一标准，情感能力成为了新的评价尺度。男性群体对此的主动选择反映到身体层面上，就是性别身体符号的中性化趋势。中性化的产生的确为二元对立性别模式的松动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这个缺口本身仍然建立在二元性别的根基上，因此当两性逐渐认同了中性化后,便容易跌入对“多元化”的疯狂追求中，继续对性别进行“同质化”。 中国现代男艺人的性别气质呈现，便有这种“同质化”的前兆。

2. 双性化的目标

如果说中性化仅限于对性别角色外表的改变，那么双性化则更强调以本性别的内在规定性为主体，吸收异性的优越性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在心理学上，双性化“是指个体既具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如同贝姆的性别角色量表中所规定的那样，中性化更像是一种“未分化”的状态，而双性化则是分化之后“兼容并收”的综合滋养。中性化是对两性的双重否定，而双性化则是对两性的双重肯定。

中国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审美差异，实际并不是简单代际差异，而更偏向一种在农业、工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逻辑中成长起来的人与在后工业环境和文化逻辑中成长起来的人之间的差异。而中国当代媒介文化中持续不断的性别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趋向解体进而在农、工业世代中引发的集体心理反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发现，针对中国现代男艺人性别气质呈现的批判声，实则是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期，传统的农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文化、传统的主流性别价值观与新生的多元性别价值观的碰撞下，引发的群体性别焦虑问题的回响与反应。面对这种对性别越界和性别模糊化的恐惧与焦虑，我们当一方面推动社会由二元性别对立向中性化最终至双性化逐步过渡，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将阳刚之气与男子气概解绑等思想意识层面的进步，以更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未来社会的性别多元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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