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晚，由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办的西方哲学系列讲座第二讲在44号楼一层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吴功青主讲，吴老师首先向同学们讲述了柏拉图的生平及其影响，紧接着从“内在之路：人性论”与“外在之路：政治哲学”两个角度对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介绍。本次讲座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吴老师所讲的主题是柏拉图。他首先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讲起。在这幅画上，有许多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但在这幅画最中心的位置，柱廊底下的两个人物才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为显赫的两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学家的手势迥然不同，右侧的亚里士多德用手指对着地面，而拉图则用手指指向天空。拉斐尔创作这幅画作，显示出那个时代对于两位哲学家的推崇，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两个哲学家的理解。为什么柏拉图用手指指天空，而亚里士多德用手指指着地面？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哲学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进路，亚里士多德注重经验世界，而柏拉图推崇理念世界。
一、引言：柏拉图生平及其影响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出生，公元前347年去世。他出生的年代，处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中间。众所周知，希波战争是决定希腊命运的第一次重要战争。希腊和波斯帝国关于地中海的大权争夺长达50年，最后以希腊获胜，这当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雅典，后者以其强大的海军攻克来自波斯的军队，一举奠定了在希腊联盟的领先位置。可是好景不长，不到十几年后，在希腊内部，雅典跟斯巴达发动了另外一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的战争，这场战争以雅典的失败为告终。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此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开始，所以柏拉图整个青年时间都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而他中青年以后的时间是在雅典衰败的历史阶段，所以他的哲学思想无疑与雅典的命运息息相关。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年轻时就追随苏格拉底。关于他们的师生关系，历史上有一段非常美妙的记载。苏格拉底有一天做梦，梦见一只天鹅飞在他的脚下，围着他的膝盖盘桓，过了一会，天鹅发出美妙的声音，从他的腿上飞走了。第二天开门，苏格拉底发现有一个学生站在门外，这个人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就是那只白色的天鹅，是苏格拉底最杰出的学生。他追随苏格拉底学习了八年时间，深得老师真传。但苏格拉底的死刺痛了柏拉图。苏格拉底被认为是高贵的哲人，可被雅典人判处死刑，饮鸩而亡。这件事情使柏拉图意识到，哲学一项崇高而危险的事业。为了践行他的理想，柏拉图一生曾经三次南下意大利西西里岛，试图把他的哲学理想投入到实践当中，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不得已柏拉图只能退回到教育。他创办了一所叫做阿卡德米亚的学校，在那里教导学生。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术的词Academy就来源于柏拉图的学院。这个学院一方面是柏拉图用来教导的地方，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整个古代的柏拉图主义中心的大本营，在西方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柏拉图的思想深刻而复杂，影响深远，正如怀特海所言，整个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我们要想对西方思想、西方哲学有一个整体性把握，必须首先从柏拉图开始。
柏拉图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要回应智者的。雅典城邦长时间内实行民主制，无论是政治选举还是法庭辩论，都通过论辩的方式进行。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有很多来自外邦的人大行其道，这些人我们在哲学史上把他们称之为智者，英文叫sophist。我们知道，哲学家是philosopher，爱哲学的人，但这些智者宣称自己就是有智慧。其实他们也并没有真正的智慧，他们所教导的只不过是演讲跟修辞的技巧，教人怎么说话更有论辩力，怎么在政治选举跟法庭辩论上获胜。这些人不光是教导人们辩论，而且他们哲学上有一个立场，就是推崇礼法（nomos），哲学上常用到这个词，即法律、习俗。比如雅典人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雅典人认为儿子应该孝顺父母，这些都是礼法。所以礼法其实就是我们当下普遍认可的法律、习俗规定等类似的东西，也就是习以为常的观念。智者会觉得这些观念没有道理，因为法律是人为的约定，智者认为要追求真正的正义，不能相信这些人为的东西，而应该追问事情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真的一定有高下吗？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呢？因此他们提倡的一个关键词就是nature——自然。制定法律必须根据真实的人性状态来制定，人性是什么样，我们就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法。智者认为human nature——人性，是我们每个人的感觉，但每个人的感觉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人人都从自己的感觉去下判断，就没有了统一的道德判断和正义，很有可能导向虚无主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柏拉图要效仿苏格拉底，重新去构建雅典的现实生活。柏拉图认为要重新构建伦理秩序，首先必须像智者一样，其要找到的伦理应该是自然的东西。但柏拉图所追求的自然的东西并非是因人而异的感觉，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不能是个人的，不能是感觉的。
那么柏拉图如何找到道德标准，如何确立伦理秩序呢？他从两个方向努力，一个方面是试图返回人的内心，从人的内心当中找到一种秩序。我们把这部分称之为人性论或者是灵魂论。另一部分我们把它称为外在的道路，也就是政治的道路。我们要想人知道什么是好，并且怎么去过一种好的生活，就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做出革新。
二、内在之路：人性论
人性，human nature，无疑关乎于人的灵魂。智者同样主张从人性的角度思考问题，但他们理解的人性是谁强谁统治，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要修正这种认识，必须重新理解人性。人性最根本的是灵魂。人由灵魂、身体两个部分构成，身体只是表面，短暂存活在世界上，而灵魂远远比身体更崇高。我们要去定义一个人，首先去定义他的灵魂。所以柏拉图主张必须重新理解灵魂和灵魂的秩序。柏拉图认为，灵魂中有三个部分，一部分叫理性、一个部分叫血气、一个部分叫欲望。这不难理解。理性就是灵魂当中冷静的部分；欲望是索取追求一种物质得失的东西。比较难理解是中间叫血气的部分，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用于发怒的部分。这三个部分人性很难避免，关键是怎么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理性的部分高一些，血气要低一些，欲望最低。他提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正义，取决于其灵魂的这几个部分是不是和谐。理性跟血气部分是否能够压制欲望，如果任由欲望膨胀，一个人不可能和谐，当然就不可能正义了，智者只是在给欲望张目。而智者认为柏拉图提倡的正义的人空有名声却并不幸福，柏拉图以人面狮身像为例说明，幸福这件事情不可能被外在的东西所支配，一旦进入到外在得失，永远都是失败。人的头像是人，身子像狮子，头有很多个。人像是理性，狮身是血性，多头则是欲望。柏拉图指出，鼓励人追求欲望的人就仿佛鼓励这个人的头越来越多，最后把人像里面的东西给吸干。一个灵魂成天都在撕扯的人，他不可能幸福，只有灵魂和谐人才幸福。所以灵魂的力量是超越外在世俗的唯一道路。为了提升灵魂，柏拉图甚至不惜贬低身体，他说身体是负面的，因为但凡有身体，人就最容易有欲望。如果想过正义的人生，做一个好人，就只能把灵魂跟身体尽可能分离。哲学家就是在练习这种分离，这种分离可以通过数学、音乐与哲学的方式去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灵魂得以进化，离身体越来越远，甚至在某个瞬间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灵魂就在一种沉思的状态。
可是什么是灵魂跟身体的分离呢？死亡。如果死亡是灵魂跟身体分离，那么学习哲学、练习音乐，实现灵魂净化，也是让灵魂跟身体分离，可以说学习哲学就是在学习死亡，所以柏拉图有一句经典的断言——学习哲学就是在练习死亡。这样一来，人为什么不直接去死，从而实现灵魂和身体的分离呢？吴老师指出，这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里，人们并不认为生命是属于人自己的。柏拉图并不是鼓励人自杀，完成灵魂生命的分离。相反，他认为灵魂跟身体的分离要放在生命里去实现，真正灵魂的进化恰恰要通过我们的生命去完成。所以柏拉图说一个人如果长期习惯哲学思考，他已经习惯死亡了。因此哲学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不会悲痛，反倒会乐于前往。
我们在讲西方文明时有两个最为核心的人物，一个叫做苏格拉底，一个叫做耶稣，一个是古典文明的代表，一个是基督教文明的代表。但是苏格拉底跟耶稣是迥然各异的两张脸谱。耶稣很悲苦，承受着上帝给他的使命。所有的艺术作品中耶稣从来不笑，但苏格拉底从来不哭。为什么不哭？因为哲学给他一种承担的勇气，哲学让他已经习惯于面临死亡这是一种哲学家的勇敢。这其中有生和死之间的一种辩证法，柏拉图对死亡的思考极其透彻，使他可以罔顾生命的种种风险，敢于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促成了对死亡的勇敢。而对死亡的思考并不是为了死亡，而是指向了生命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跟西方文明看起来截然不同，因为中国人不怎么谈论死亡的问题，孔子的弟子问他什么叫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专注于对生命自身的思考，最后焦点落在生命上；但是，正如柏拉图谈论死亡，其目标也是指向生命本身，中西方文明可谓异曲同工。
柏拉图教导人们做一个正义的人，正义的标志在于灵魂的和谐，灵魂要想和谐，就必须摆脱身体，实现净化。其实灵魂进化不仅关乎生前，而且关乎死后。柏拉图所想象的世界不仅是生前的，他也相信灵魂在死后是会继续存在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是有它自身的文化特性的，即很少谈论死亡。中国人拿什么来克服死亡呢？这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柏拉图相信灵魂在死亡后还会存在，对于柏拉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是确保好人能够得福，如果这一辈子活不好，那就允诺这些好人死后灵魂不朽，并且他的灵魂生活在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界中。对于死后灵魂世界的信仰，柏拉图有这样的论证，他认为事物无不从他的对立面产生，比如说一个人醒了肯定是从睡梦中醒来，一个人睡着也一定是从醒的状态睡着，对立面相互转化，生和死也是一样。柏拉图说假如这个世界最后就是死亡，那就没有生命了。所以死当中一定会生出生，如果死能够生出生，其保留下来的部分显然是灵魂，这就表明灵魂一定是在上一个死亡当中保存下来，并且不朽了。对于柏拉图来讲，不可避免要把灵魂诉诸于神话。但灵魂不朽一旦进入神话，就很容易导向宗教。基督教正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所有的灵魂不朽、上帝、末日、审判。柏拉图对基督教的影响自然可见一斑。
三、外在之路：政治哲学
要过一种好的生活需要采取具体的方式，这条道路就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要从城邦这一概念说起。城邦这个词，中文翻译成城和邦的一个结合词，英文一般是惯用city-state，它既不是城市，但也不是现代意义上时代的国家，既具有城市的含义，又具有国家的含义。因为古希腊时的布局就是一个小的城邦、一个小的城市组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们把城和邦合在一起。古希腊的城邦，其基本的构造形式就是有一个卫城，人们一般把卫城设定在山顶上，卫城主要由祭祀的神庙、包括议事会等地方组成。卫城下面是城中的住宅区，整个城邦会有围墙，严格意义上的城邦是围墙里面的世界，在城墙外会有一些贸易的场所。柏拉图说，世界一开始是一个原子式的人，但每个人的生活是不自足的，因此在这个空间一定会有分工，不同分工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进行物质交换，就出现了城邦。非常有趣的是在城邦当中一开始需求非常简单，就是最基础的温饱。这里面没有家庭，他们并不觉得要先组成家庭，从家庭和村落间再形成城邦。在一个城邦里，公民的灵魂状态会决定城邦的性质。这就表明，政治并不是孤立的，政治的品性取决于我们的品性。随着城邦生活的稳定和扩大，人们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自己的城邦满足不了需求时，人们就会采取掠夺和战争的手段。战争一出现，军人也随之出现，柏拉图称之为护卫处 Guardian。他认为城邦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安顿护卫者，在这一问题上，柏拉图倡导的途径是教育。公民的灵魂像一堆纯粹的质料，城邦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教育，将其塑造成人，让灵魂保持一种正确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敌人是可怕的、坏的，城邦是应该保护的。
柏拉图认为教育护卫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音乐教育，另一种是体操教育。音乐教育不仅是听音乐，还包括读诗歌、听故事，这些都叫音乐教育。而体操教育就是锻炼身体。看起来，前者指向灵魂而后者指向身体，实际上，音乐和体操教育都主要指向灵魂。因为一个好的身体未必拥有好的灵魂，但一个好的灵魂一定会有一个好的身体。即使灵魂是最重要的，但这样仍不够，护卫者仍有可能不爱城邦，为了教导他们忠诚，需要有一个谎言。
高贵的谎言的传说是这样的：我们生活的城邦、出生的土地是我们的母亲；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由诸神在身体中植入了金银铜铁铜等金属。如果你身上是金子，你就是非常有智慧的；有银子的话，就非常勇敢；如果只是铜铁，那么你身上只有欲望。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言呢？第一点，他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城邦是我们的母亲，也就是说，军人这个群体应当忠诚于城邦，因为他与城邦的关系不是一个陌生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第二个金银铜铁的说法，柏拉图是想说，这个阶层的分化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的，他通过这样的解释缓和了不同阶层的矛盾。这一套谎言的目的就是确立一个秩序，城邦内部的理性跟血气应该统治欲望，但是整个的一套操作非常的危险，因为他要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城邦真的有一个绝对智慧的人，能够洞悉好坏，分辨金银铜铁。因此柏拉图理想的政治制度里一定有一个绝对智慧的人，我们把这个人称之为“哲人王”。除非哲学家做王，或者统治者爱智慧，即权力和智慧结合为一，否则城邦永无宁日，因此哲人王成为整个理想城邦最重要的关节点。而哲人王的成就，根本在于他的智慧。
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拥有了智慧就有了上帝视角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很自然地过渡到柏拉图一个经典的比喻——洞穴隐喻：一些囚徒从生下来就被锁链绑住，靠在一面墙上，在墙上能够看到木偶的倒影。有一天，一个囚徒不小心挣脱了锁链，他看到了在他身后一直走动的人和他手上的木偶，发现原来生活这么长的时间内，看到的只是幻影，于是想逃回去。有一些囚徒顺着山路往外走出洞穴，看到外面的天地，他们一开始接触阳光的时候，发现阳光太过灼热，只能先去看太阳在水里的倒影，眼睛慢慢变得透明以后，逐渐就看到太阳了。这个比喻就是在描述人的认识是怎么一步步上升的。被锁在铁链里的囚徒看到倒影，他们的认识程度是最低的，他们生活在一种想象当中，对真实的情况毫无了解。而看到木偶的人，是知道事情真相的，但也并不是真的了解真相，因为真正的真相要在洞穴之外。哲人先看到太阳在水中的倒影，水中倒影被认为是数学知识，月光星光被认为是一般的理念，最后太阳被认为是善。也就是说，哲学家一定是能够看到善的人，一旦看到善就能够看到正义，就能够给所有的人安排合适的位置，把城邦管理好。
走出洞穴的人也就是哲学家，是不愿意回到洞穴里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种哲学生活，回到城邦里面等于回到政治生活。一方面因为政治生活很危险，柏拉图提出一个比喻——船喻。这个比喻说的是，城邦像一艘船在大海中航行，应该是舵手来驾驶这艘船，因为他最懂得驾驶的技艺。但是其他人，厨师、水手甚至音乐家都会觉得自己也可以来驾驶。哲学家要回到城邦里时，其他人也会如此不能接受。另外一方面是，过惯了哲学生活的人认为政治生活非常低级。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说服哲学家。城邦对哲学家有养育之情，在城邦中可以同时过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另一种方式是强制的方式，强制一个不爱权力的哲人掌权。
哲人王虽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但它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运。一方面，哲人的养成极为困难，充满风险，一个有哲人王资格的人经常会被权力败坏。而且哲人后代继续成为哲人的几率相当之低。另一方面，只有当城邦的政治环境适当，人们愿意强制哲人时，哲人才能发挥作用。哲人王制即便成就，也时刻有堕落的危险。哲人王相继堕落为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随着政制的堕落，公民灵魂就会跟着堕落。什么类型的政制，决定了公民灵魂的类型。因此，政制的改造对于城邦来说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好的政制的土壤始终在灵魂，要想培育一个好的政体，就要培养出一个好人。因此最后柏拉图的想法就跟要创办学院一样，回到教育上，只有教育好公民的灵魂，好政制才会出现。柏拉图一生都在走两条路——内在道路和外在道路，教育道路和政治道路。这两条道路充满张力，不仅是柏拉图而且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面临的选择。
最后，吴老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柏拉图面对的问题就是试图教育人过美好生活，都是在构建一种伦理学。他力图诉诸灵魂秩序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破除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危机。但无论是灵魂的秩序，还是政治的秩序，都必须上升至形而上学层面才能获得根据。在形而上学层面，柏拉图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中心的学问，他认为所有的可感世界之上还有一个叫做理念的东西，理念才是日常生活意义的来源与依归。我们要过正义的生活，是因为存在正义这种理念，因为它存在，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没有根基的，不是没有方向和目的的。
也正是因此，理念与日常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文明就要在日常生活之外为日常生活奠定。这个基础，对于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上帝，对于现代社会则是主体。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人纷纷要去寻求一种超越性的根据，但问题是，超越性一方面给我们生活提供指引，一方面又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如果这个超越性的根据离我们生活越来越远，最终就会丧失了原初的意义，甚至陷入虚无。
但无论怎么样，柏拉图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为西方文明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