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18:30~20:30，在中传学术中心V01报告厅，“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第四讲顺利开讲。讲座专题为“危机魏晋南北朝”，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炜老师主讲，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宇英老师主持。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分裂和动荡从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到489589年隋灭陈结束，跨越400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叶炜老师以“分裂”为关键词，将此次讲座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统一到分裂”。该部分主要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汉末年和西晋的两次主要分裂：。东汉末年和西晋。首先，叶炜老师从三个方面分析东汉瓦解的原因：全国人力资源的流失、全国财税资源的减少、最高法权的旁落，这是东汉中央集权衰落的表现。从从东汉到三国，全国国家掌控的人口数量下降约80%。其原因包括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不至于此，根本原因还是魏晋东汉以来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地方豪强掌握了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控制权，占据土地并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佃客。由此，中央失去了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控制力，而豪强地主阶级的势力壮大，逐渐掌握地方实权。另外，汉末州刺史改成州牧、监察区变成行政区、二级制变三级制，导致中央集权衰弱，地方官员的权力增加，最终诱发割据之战。三国纷争结束后，中国在司马氏的西晋政权下短暂地完成实现统一。
然而，西晋政权的统一局势十分短暂，很快发生了“八王之乱”，进而导致“永嘉南渡”。对于西晋快递速分裂灭亡的原因，叶炜老师进行了三点总结：统治集团严重奢侈腐化、宗王权重、民族族群内迁引发的民族族群矛盾。首先，统治集团生活骄奢淫逸，衣食住行皆奢侈铺张，甚至皇帝与大臣之间常常炫耀攀比。制度严重腐败，买官卖官员现象屡见不鲜。其次，中央封宗室27王，让宗王担任都督，手握军事大权。此举本意在于让宗室巩固皇权，却诱发了宗王之间权力斗争，导致“八王之乱”。最后，寒冷的气候迫使西伯利亚北方游牧民族族群发生迁移，一部分西迁，进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分解；一部分则南迁与汉民族交融进入传统华夏地区，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这一时期的民族族群交往程度有所加深，然而，“八王之乱”时期，各王都希望少数民族加入自身势力，因而激化了民族族群矛盾。
第二部分为“东晋南朝皇权的变态与回归”。南朝时期的总体特征变化有四点，首先，魏晋时期，中国大体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而此后南朝整体实力不如北朝，此时的中国呈“北强南弱”；第二，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发展壮大，至东晋已成为门阀政治的时代，而至南朝回归向皇权政治回归；第三，自东晋至南朝末，皇帝的身份从高级士族变成低级士族，最后变成寒人出身；最后，与之相应，东晋时期朝廷主要以士族当权，而南朝时期寒人兴起掌权。
在第二部分中，叶炜老师侧重重点讲解了“门阀政治”的概念。“门阀”一词原指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为“阀”，右为“阅”。自东汉起，它由记述个人功劳发展演变为家族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叶炜老师推荐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并引用书中观点介绍门阀政治的概念：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在其他时代，士族也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但都算不上门阀政治时期。“王与马，共天下”，是指体现了东晋琅琊王氏兄弟威胁与司马氏皇权的共治，这是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局面的具体概括。门阀制度最大的表现是按门第选拔和任用官吏，此外，士族免徭役、婚姻轮门第，都是从士族选官制度衍生出来的。门阀政治强大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无法干涉社会等级划分。“王与马，共天下”，是指东晋琅琊王氏兄弟威胁司马氏皇权，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局面的具体概括。东晋门阀内部骄奢腐败严重，逐渐腐蚀高级士族自身，于是，到南朝时期，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兴起。为了巩固皇权，统治阶层内用寒人、外托宗室。门阀政治的时代自此暂时落下帷幕。
第三部分是“十六国的胡化与汉化”。叶炜老师在这一部分讲解了北魏的汉化和六镇的胡化，并指出，汉化是北魏孝文帝赐汉姓的目的，但胡化不是西魏复、赐胡姓的目的。一，复、赐胡姓，出于政治目的，目的只在工具层面，不在价值层面；二，赐鲜卑姓同时，也常赐汉名，而且都是汉字雅名。所以不是单纯为了胡化；三，宇文泰还还模仿《周礼》，建立六官制度。
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总体特点在于胡汉杂糅、胡汉分治。北魏汉化的措施诸如：将东晋南宋齐、十六国定为僭伪，声称北魏继承西晋之金德为水德，为自己证明自身合法性；迁都洛阳；皇帝按姓氏划分社会等级，定姓族、改汉姓；禁止鲜卑服饰、鲜卑语言；规定鲜卑贵族死后不得归葬。
北魏汉化的措施促进了胡汉民族族群凝聚融合，却也是对自身民族鲜卑文化的否定。六镇之乱导致了北魏的瓦解，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又出现了胡化趋势现象。具体表现例如统治阶层复、赐胡姓。叶炜老师引阎步克先生在《波峰与波谷》中的见解，说明汉化与胡化对于帝国统一的意义：“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最后一部分是“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 为什么中国经历了400年的分裂还能重归统一？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对外国学界者尤其具有冲击性。目前仍然没有很完美的回答，但叶炜老师介绍了一些国内学者的看法。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拥有统一的传统，该传统源自秦汉。姚大力先生认为进而指出，回归统一主要依赖“正统性”，也就是“合法性”的力量，秦汉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模板对后世影响深远。田余庆大体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拥有统一的传统，该传统源自秦汉。
历史遗产问题具体可分为三类：国土开发、文化整合、族群凝聚。首先是国土开发问题。战国时期，南方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远差低于北方，在《尚书·禹贡》篇中属于下下等。秦汉时期，南方得到开发，而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土地更是加快发展。另外，参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的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中国历史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当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是统一时代的发展成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着。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这些地区有优先发展的机会，而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的广大地区，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得到弥补。再有是文化整合与族群凝聚问题。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到唐代以后进入华夏的族群。因此，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汉族是“炎黄子孙”是一个错误不准确的说法，“炎黄子孙”只是很狭窄的一系，。文化的整合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和与融合，构成了隋唐文化繁荣的基础。
提问环节
Q：叶炜老师，我想请教三个问题。第一，我看了您的文章《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注意到其中文史兼治的观念。我又搜了一下，发现22年您在厦大做过一次“唐人文集中的制度史”的讲座，里面也提到了作为公文“状”的问题。请问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看待集部文献？第二，您最初的兴趣点在于隋唐史，请问打通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帮助？第三，您作为《唐研究》的主编，能否分享一些唐代史学研究的学术热点？
A：第一个问题，我关注集部史料很多年了，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广泛地搜集资料，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各种文集资料用的并不多。源于陈寅恪先生说研究隋唐最重要的两部文献是《资治通鉴》和《全唐文》。集部文献当然有其独特价值。你刚才提到我的一篇文章，我做这篇文章是为了比较翰林学士和宰相议政方式的差异。二者信息来源不一样，前者信息来源只能依赖皇帝，而后者来源范围广阔许多，所以二者议政情况也不同，宰相更主动，翰林学士更被动，只能等待皇帝提问。关于我写“状”那篇文章的思路，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思考：我们现在看见阅读的唐人文集，的不是唐人文集的原貌，而是散佚后宋人甚至是更晚的学者编纂的，与原文有所差距。我的思路是争取能获得一些对唐人文集原貌的认识，从唐人文集中“状”的情状况来考察其“状”作为文体的产生被接受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唐研究》现在一部分是专栏，一部分是投稿文章。专栏反映我与其他老师的一些思考希望专栏能够反映唐史研究中的从材料到方法的一些热点。现在正在编编辑的是请南开大学夏炎老师主持策划，对利用唐代石刻的一组研究。墓志是否能与重大问题相勾连决定了文章水平的高低，所以我们决定做石刻研究专栏希望推动利用石刻对唐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下一卷准备和请清华大学方诚峰老师主持和策划，老师围绕唐宋做皇权等问题研究做讨论。再接下来准备和社科院的陈志远老师做宗教问题和法律问题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历史打通的益处在于可以更广阔的角度看问题。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有追求才能怀千岁忧，所以不能只关注一块内容。例如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向来有打通的传统，或秦汉魏晋南北朝，或魏晋南北朝隋唐，阎步克老师的视野就很开阔，从先秦到宋隋唐都能做深入的研究，对宋元明清也都有思考。我也是向严阎老师等前辈学者学习吧，魏晋南北朝隋唐没那么长，但也尽量地关注得多一点，会对自己的思考是有些促进。
Q：隋唐与汉末士族的产生路径有所不同。请问士族的概念该如何界定？我听闻其他学者说五代、三代为士族，但也有别的说法，究竟什么才是士族？
A：东汉士族的产生，有的是靠地主起家，有的是靠当官，等等。但士族作为一个现象，总归体来说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位一体的。如余英时先生所论东汉士族，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先当官，后有房子和土地，也就是先获得经济基础，从而获得文化积累，逐渐成为三位一体的形态，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色彩，这种形态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的通常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