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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6 日 18:30~20:30，在中传学术中心 V01 报告厅，“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第四讲顺利开讲。讲座专题为“魏晋南北朝”，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炜老师主讲，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宇英老师主持。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分裂和动荡从 189 年董卓之乱开始，到 589年隋灭陈结束，跨越 400 年。叶炜老师以“分裂”为关键词，将此次讲座划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统一到分裂”
该部分主要介绍东汉末年和西晋的两次分裂。首先，叶炜老师从三个方面分析东汉瓦解的原因：全国人力资源的流失、全国财税资源的减少、最高法权的旁落，这是东汉中央集权衰落的表现。
从东汉到三国，国家掌控的人口数量下降约80%。其原因包括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不至于此，根本原因还是东汉以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地方豪强掌握了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控制权，占据土地并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佃客。
由此，中央失去了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控制力，而豪强地主的势力壮大，逐渐掌握地方实权。另外，汉末州刺史改成州牧、监察区变成行政区、二级制变三级制，导致地方官员的权力增加，最终诱发割据之战。三国纷争结束后，司马氏的西晋政权实现统一。
然而，西晋政权的统一局势十分短暂，很快发生了“八王之乱”，进而导致“永嘉南渡”。
对于西晋快速分裂灭亡的原因，叶炜老师进行了三点总结：统治集团严重奢侈腐化、宗王权重、族群内迁引发的族群矛盾。首先，统治集团生活骄奢淫逸，衣食住行皆奢侈铺张，甚至皇帝与大臣之间常常炫耀攀比。制度严重腐败，买官卖官现象屡见不鲜。
其次，中央封宗室27 王，让宗王担任都督，手握军事大权。此举本意在于让宗室巩固皇权，却诱发了宗王之间权力斗争，导致“八王之乱”。
最后，寒冷的气候迫使北方游牧族群发生迁移，一部分南迁进入传统华夏地区，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族。这一时期的族群交往程度有所加深，然而，“八王之乱”时期，各王都希望少数族加入自身势力，因而激化了族群矛盾。
第二部分“东晋南朝皇权的变态与回归”
南朝时期的总体变化有四点，首先，魏晋时期，中国大体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而此后南朝整体实力不如北朝，呈“北强南弱”；
第二，门阀士族势力发展壮大，至东晋成为门阀政治的时代，至南朝向皇权政治回归；
第三，自东晋至南朝末，皇帝的身份从高级士族变成低级士族，最后变成寒人出身；与之相应，东晋时期朝廷主要以士族当权，而南朝时期寒人兴起掌权。
在第二部分中，叶炜老师重点讲解了“门阀政治”的概念。“门阀”一词原指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为“阀”，右为“阅”。自东汉起，它由记述个人功劳演变为家族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叶炜老师推荐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并引用书中观点介绍门阀政治的概念：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在其他时代，士族也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但都算不上门阀政治时期。
“王与马，共天下”，体现了东晋琅琊王氏兄弟与司马氏皇权的共治，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门阀制度最大的表现是按门第选拔和任用官吏，士族免徭役、婚姻轮门第，都是从士族选官制度衍生出来的。门阀政治强大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无法干涉社会等级划分。
东晋门阀内部骄奢腐败严重，逐渐腐蚀高级士族自身，于是，到南朝时期，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兴起。为了巩固皇权，统治阶层内用寒人、外托宗室。门阀政治的时代自此落下帷幕。
第三部分“十六国的胡化与汉化”
叶炜老师在这一部分讲解了北魏的汉化和六镇的胡化，并指出，汉化是北魏孝文帝赐汉姓的目的，但胡化不是西魏复、赐胡姓的目的。
一，复、赐胡姓，出于政治目的，目的只在工具层面，不在价值层面；二，赐鲜卑姓同时也常赐汉名，而且都是汉字雅名；三，宇文泰还还模仿《周礼》，建立六官制度。
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总体特点在于胡汉杂糅、胡汉分治。北魏汉化的措施诸如：将东晋南宋齐、十六国定为僭伪，声称北魏继承西晋之金德为水德，证明自身合法性；迁都洛阳；皇帝按姓氏划分社会等级，定姓族、改汉姓；禁止鲜卑服饰、鲜卑语言；规定鲜卑贵族死后不得归葬。
北魏汉化的措施促进了胡汉族群凝聚，却也是对自身鲜卑文化的否定。六镇之乱导致了北魏的瓦解，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又出现了胡化现象。具体表现例如统治阶层复、赐胡姓。
叶炜老师引阎步克先生在《波峰与波谷》中的见解，说明汉化与胡化对于帝国统一的意义：“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第四部分“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
为什么中国经历了 400年的分裂还能重归统一？
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对外国学者尤其具有冲击性。目前仍然没有很完美的回答，叶炜老师介绍了一些国内学者的看法。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拥有统一的传统，该传统源自秦汉。姚大力先生进而指出，回归统一主要依赖正统性，也就是合法性的力量，秦汉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模板对后世影响深远。
历史遗产问题具体可分为三类：国土开发、文化整合、族群凝聚。
首先是国土开发问题。战国时期，南方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远低于北方，在《尚书·禹贡》篇中属于下等。秦汉时期，南方得到开发，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土地更是加快发展。另外，参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
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的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再有是文化整合与族群凝聚问题。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到唐代以后进入华夏的族群。
因此，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从这个角度说，汉族是“炎黄子孙”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炎黄子孙”只是很狭窄的一系。文化的整合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隋唐文化繁荣的基础。
提问环节
Q：叶炜老师，我想请教三个问题。
第一，我看了您的文章《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注意到其中文史兼治的观念。我又搜了一下，发现 22 年您在厦大做过一次“唐人文集中的制度史”的讲座，里面也提到了作为公文“状”的问题。请问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看待集部文献？
第二，您最初的兴趣点在于隋唐史，请问打通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第三，您作为《唐研究》的主编，能否分享一些唐代史学研究的学术热点？
A：第一个问题，我关注集部史料，源于陈寅恪先生说研究隋唐最重要的两部文献是《资治通鉴》和《全唐文》。集部文献当然有其独特价值。关于我写“状”那篇文章的思路，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思考：我们现在阅读的唐人文集，不是唐人文集的原貌，而是散佚后宋人甚至是更晚的学者编纂的。我的思路是争取能获得一些对唐人文集原貌的认识，从唐人文集中“状”的情况来考察“状”作为文体被接受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唐研究》现在一部分是专栏，一部分是投稿文章。希望专栏能够反映唐史研究中的从材料到方法的一些热点。现在正在编辑的是请南开大学夏炎老师主持策划，利用唐代石刻的一组研究。希望推动利用石刻对唐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下一卷请清华大学方诚峰老师主持和策划，围绕唐宋皇权等问题做讨论。
第三个问题，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历史打通的益处在于可以更广阔的角度看问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向来有打通的传统，或秦汉魏晋南北朝，或魏晋南北朝隋唐，阎步克老师的视野就很开阔，从先秦到隋唐都能做深入的研究，对宋元明清也都有思考。我也是向阎老师等前辈学者学习吧，尽量地关注得多一点，对自己的思考有些促进。
Q：隋唐与汉末士族的产生路径有所不同。请问士族的概念该如何界定？我听闻其他学者说五代、三代为士族，但也有别的说法，究竟什么才是士族？
A：东汉士族的产生，有的是靠地主起家，有的是靠当官等等。但士族作为一个现象，总体来说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位一体的。
如余英时先生所论东汉士族，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色彩，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士族的通常形态。
